在我们这个地区,接下来的日子却比在战争期间更有死亡的风险。占领期间,敌人在明处,因此看得见,但在解放期间,一些冷枪在这里或那里响起,没法控制。把那些孩子接回黄别墅后,蓬斯神父禁止我们走出花园。然而吕迪和我还是会忍不住爬到我们的老橡树上,它的树枝伸到了围墙外边,从树缝里看得见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平原和远处的农场。从那里虽然看不到战争场面,至少可以看到一些打仗过后的硝烟。就这样我看见了那位德国军官,那位在莲蓬头下选择不出卖我们的德国军官,穿着衬衫,浑身是血,肿胀的脸,剃光了头发,被一些全副武装的抵抗运动成员押着,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报复……

食物供应总是很成问题,为了抵御饥饿,吕迪和我在草地上找到一种深绿色的草,看上去要比其他草肥厚些,我们采了一大把,然后放到嘴里尝了尝,有些苦涩,麻麻的,但这让我们感觉嘴里有东西填充。

秩序渐渐恢复,但传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药剂师马塞尔小姐在经受了可怕的酷刑后,被带到东部。她怎么回来呢?还能不能回来?人们在战争中担心的一些事件渐渐被证实了:纳粹在集中营屠杀了大量囚犯,几百万人遭到杀戮,或被枪杀,或被毒气窒息,或被活埋。

我又开始尿床了,惊恐以后怕的形式表现:我被自己已逃脱厄运吓坏了,我的羞耻感也是回溯性的,我想到了那天我隐约见到却不想打招呼的父亲。但那真的是他吗?他是否还活着?我母亲呢?我因为悔恨而加倍爱他们。

在无云的夜晚,我会溜出寝室凝望天空。当我盯着“妈妈和约瑟夫的星星”时,那些星星仿佛又在用意第绪语唱歌。我的眼睛很快模糊了,我开始哽咽,抱着双手站在草坪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蓬斯神父不再有时间给我上希伯来语课。几个月来,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寻找我们父母的踪迹,翻阅从布鲁塞尔带来的资料,那是抵抗组织编制的被带走处死的人员名单。

对我们中的有些人,消息来得很快,他们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下课后我们去安慰他们,照顾他们,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想到了自己:我是否就是下一位呢?迟迟不来的会是一个好消息还是最坏的消息?

当无情的现实逐渐代替了侥幸的希望后,吕迪开始相信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像我这样的倒霉蛋,事情不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确实,蓬斯神父每星期都会带来一些不幸的消息。先是他的大哥,接着是另一个哥哥,接着是姐姐们,然后是他父亲,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毒杀。每一次,无比巨大的痛苦击倒了我的朋友,我们在草地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仰望阳光灿烂和燕子斜飞的天空,手拉着手。我感觉他在哭泣,但我不敢转过头去看他,怕羞辱了他。

有一天傍晚,蓬斯神父从布鲁塞尔回来,满脸喜色地猛蹬自行车,朝吕迪冲去。

“吕迪,你母亲还活着,周五她将坐幸存者专列回到布鲁塞尔。”

这一天晚上吕迪喜极而泣,哭得那么伤心,我都以为他在见到母亲之前会被自己的眼泪淹死。

星期五,吕迪天不亮就起来漱洗、穿衣、擦皮鞋,一身资产阶级的打扮,我们以前从没见过,我差点认不出他。他头发抹了发胶,整齐地梳到招风耳朵后边,非常兴奋,不停地喃喃自语,从一个念头跳到另一个念头,话说到一半又停下,变成另一个话题。

蓬斯神父借到一辆车,决定我也可以一起去,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离开黄别墅。由于吕迪的喜悦,我把对自己家庭命运的担忧暂时搁置一边。

布鲁塞尔,细雨纷飞在灰蒙蒙的建筑物外墙,我们的挡风玻璃也蒙上一层透明的水汽,人行道上的水花闪着微光。一到指定接待幸存者的大旅馆门口,吕迪就冲向穿着金边红衣的门童。

“钢琴在哪里?我要把妈妈带到钢琴边,她可不是个一般的钢琴家,是演奏高手,她能开独奏音乐会。”

在酒吧看到那架锃亮的钢琴后,人家告诉我们幸存者已经到了。在经过清洗虱子、蒸气浴消毒后,他们现在正在餐厅用餐。

吕迪在蓬斯神父和我的陪伴下直奔餐厅。

一群肤色黯淡、皮包骨头的男人和女人,一色的黑眼圈,眼睛空洞无神,虚弱得几乎拿不动手里的刀叉,低头喝着手里的汤。我们走进去时,他们根本没注意我们,只是贪婪地吃着东西,生怕别人阻止他们吃饭。

吕迪扫视了一下餐厅。

“她没在,还有别的餐厅吗?神父。”

“我去问问看。”神父回答。

一个声音从一条长凳上传来:

“吕迪!”

一个女人站起来,朝我们挥手,差点就要倒向我们。

“吕迪!”

“妈妈!”

吕迪朝招呼他的那个女人奔过去,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在她身上我没看出吕迪描述的他母亲的样子,那该是个文静的高个子女人,胸脯高耸,天蓝色的瞳孔,黑色长发瀑布般浓密,深受观众欣赏。相反,我看见他拥抱了一个小个子老妇人,几乎秃顶,目光呆滞惊恐,脸色灰白,皮包骨头,扁平的身体裹在一条羊毛裙子里。

然而,他们相互在耳边说着意第绪语,在对方的肩膀上痛哭。由此我认定吕迪没有搞错人,但显然是美化了他的记忆。

他想把她带走:

“来,妈妈,这个宾馆里有一架钢琴。”

“不,吕迪,我想先把饭吃完。”

“来,妈妈,来吧。”

“我还没吃完胡萝卜。”她跺着脚说,像个固执的孩子。

吕迪显然有些吃惊:在他面前的不再是那个有威望的母亲,而是一个不肯放下饭盒的小女孩。蓬斯神父做了个手势,让他别难为她。

她慢慢地,全神贯注地喝着汤,用一块面包蘸剩下的汤汁,直到把盘子擦得一干二净,对别的一切充耳不闻。在她周围,其他幸存者也这样仔仔细细地对付他们的盘子,几年的严重营养不良,让他们吃起东西来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

然后吕迪伸手扶她站起来,把我们介绍给她。尽管她非常虚弱,还是优雅地朝我们笑了笑。

“您知道吗?”她对神父说,“我坚持活下去,就是因为希望我能找到吕迪。”

吕迪眨眨眼睛,岔开话题:

“来,我们去钢琴那边,妈妈。”

穿过奶白色石膏吊顶的大厅,走过几道挂着厚重丝绒帘布的门,他小心翼翼地把她按在琴凳上,打开了钢琴盖子。

她看着那架三角钢琴有些激动也有些不安。她还会弹奏吗?她的脚滑向踏板,手指抚摸着琴键。她在颤抖,她感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