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铅的皱褶与铜的波纹

我记得在我大约8岁的时候，某次圣诞晚餐吃到一半，外祖父从餐桌的主座上站起来，走向他的研究室。几分钟后，他手里拿着一些东西出来了。他把那个东西放在自己盘子边：那是一团皱皱的黑色金属，比橡皮擦大不了多少。我十分好奇地盯着它，想知道那是何物。然后他坐下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伊始，那是在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德（Stamford）。一个窃贼闯进一个年轻单身汉的家中，并惊醒了主人。他在床头柜上找到手枪，在瞄准入侵者时，手枪却卡住了。但窃贼的枪却响了。一颗子弹打入了那小伙子的胸膛，恰好击中一根肋骨而偏离了心脏。小伙子幸存了下来，留着那颗子弹作为纪念品。他最后将子弹传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

那颗子弹也位列席间，与我们共享了晚餐。而我却发觉，它既充满魅力又如此可怕。若是它命中了目标，那么我的外祖父以及他的孩子、他孩子的孩子，这桌上的大多数人都将不复存在。这事关乎毫厘之差——是一种目标、骨骼和弹道学上的侥幸——它令一切都变得不同，其影响波及了一代又一代人。外祖父的家里还有许多同样引人入胜的古老器物。比如他书架上的一个漂白的人类头骨——以及一些同样可怕的东西。每一个都有着它自己的故事。

餐厅的墙上挂着一个木雕图腾，它可能是某种异教的国王或是神明的象征。这木雕大概有3英尺高，图腾上的人脸上带着悲伤的神情。外祖父在一次南美之行中收获了它，那是当地病人对他的一个手术所表示的感谢。这个雕刻作品曾一度作为一种祭祀器物而出现，因为它有时会哭泣，会有泪滴流出眼角。是季节的湿度变化和木材对此的反应使它流泪吗？或许是吧。又或者是魔力也说不定。外祖父赞赏图腾的精美，却忽视了其中的情感。他把它带回家后，用虫胶把图腾挂在墙上。它便永远没再哭过。

在前门旁边的墙上，也挂着一个物件，乍一看像是一块部落艺术品。这个器物由金属制成，大约有8英尺高，泛着绿色光泽。它的上下两端都有着相似的半月形平面，顶部刻着一张脸，而底部只有锋利的边缘。这是我外祖父收集的古印加神经外科仪器的某个部分。顶部是一个手柄，底部是刀片。我曾为之着迷。不仅因其年代的古老，还因为它的用途之神奇。在数百年前千里之外的某处，在一个时间和地点都离我外祖父那新英格兰温暖的家非常遥远的地方，这个古董曾与他做着同样的工作。我会试着去想象，一个半月形金属片将肉切开，使下面的骨头裸露出来，这样刀片就能切得更深。我很想知道，这里面是否还残存着古老的血液。

提及神经外科，无论在哪个时代，其从业人员都至少要具备两个可怕的品质：强行入侵另一个人的大脑的那种愿望，以及相信自己能解决其中问题那种狂妄。

神经外科的早期历史记录在头骨上，而不是在语言里。

数以百计，成千上万的头骨，遍及世界各地。在欧洲、非洲、南美洲，还有亚洲，这些头骨来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年代。而所有这些不同的头骨，都讲述着殊途同归的故事。

这些头骨上都有些窟窿，人为的窟窿。一万多年前，人们就开始在别人的头骨上打洞。

医学历史学家指出，古代秘鲁的印加头骨上的洞几乎都出现在左上方，也就是所谓的左半脑额叶区域。印加文化是一种尚武文化，擅长用钉头锤和棍棒来近距离作战。印加和现代人类一样，也习惯于用右手。当一个右利手男人一棍子打到对手头上，通常都会击中左前额叶区域。因此理论上说，这些印加头骨上的手术洞印，大概是对其战斗后脑损伤治疗的一部分。它们可能是用以减小颅内压强，或者在骨损伤周围打下一些更小的洞，从而更好清除颅内的骨碎片。

而在世界的另一个区域——更具体地说，在法国的昂西塞姆（Ensisheim），一个7000年前的墓穴中所发现的一堆头骨中——那些窟窿几近均匀地分布在头骨的左右两侧。这充分表明，并非所有的开颅都是为了治疗战争的创伤。但如果不是，那它们又是为何？为了释放恶魔吗？或是为了治疗头痛？还是为了加速启蒙进程？没有人确切知晓。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纵使是在7000年前，在头骨上开一个洞也不一定会致死。通过仔细检查那些古老的头骨上的孔洞边缘，人们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带着由外科医生做了标记的、向内延伸的、或粗糙或光滑的边缘。新的骨头生长出来，头骨在尝试着自愈。我们的头骨生长缓慢，但在我们死亡时会终止。头骨在术后增长的迹象，意味着这些头骨的主人，在手术后存活了下来。

而在另一些文化的头骨中，那些洞不那么像手术刀或钻头所致，而更像是外科医生用诸如钢丝球或砂纸这样的器具打磨出来的。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是19世纪法国神经解剖学的先驱，他对这些打磨过的头骨非常着迷。他指出，它们的出现早于麻醉——麻醉起源于公元前400年左右，亚述（Assyrian）的外科医生在压迫患者的颈动脉时，便可导致他们丧失意识——至少3500年。而且据推测，这种手术必须在病人的孩童时代进行，因为孩子的头骨比较薄，磨穿它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布洛卡收集了所有年龄段的尸体，并加以演示，磨透一个成年头骨需要花将近一个小时，而对一个两岁孩童的头骨做同样的事，只需要不到五分钟。有人反对布洛卡的理论并指出：即使有证据表明，只有很少的人死于这类手术——证据即头骨的术后生长——但这类手术导致的死亡也时有发生。如果古代的脑外科医生去为婴儿刮颅，总该发现一些被刮了洞的婴儿头骨，总有人因为手术失败而成为受害者吧。然而没有发现这样的头骨。

这些争论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人们继续研究这些沉默的头骨，试图解读在文字出现以前，无法记载的故事。

当然，人类最终获得了记录自己生活的能力。我们开始去书写。那么我们所写下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关于脑损伤，以及该如何治疗它们。

1862年，一位名叫埃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的美国文物收藏家，从埃及的卢克索（Luxor）一个经销商那里买了纸莎草卷轴。纸莎草纸有15英尺长，一个无名古人用芦苇刷将黏土和烧油制成的油墨，刷涂在错综复杂的祭司体手稿上。祭司体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裔，只是没有那么正式和华丽，它算是象形文字的速记版本。在史密斯购买手稿之前的几千年里，这两种记事形式——象形文字和祭司体——都成为失落语言的遗迹，它们都无法被使用，也无法翻译。埃及人自己也在争论，是否两种字体甚至本就代表同种语言，又或是他们的祖先只是乐于用无意义的符号来装饰自己的卷轴和坟茔。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8世纪初，一位意大利商人参观吉萨金字塔时，得到了一个木箱，里面装着40个古老的纸莎草卷。他只买了其中一个，村民们为了“享受其燃烧的香味”，而烧掉了其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