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残缺（第2/3页）

科布和奥尔布赖特为外祖父提供了为期一年的双料奖学金，他需要将时间分配于科布的临床实践，以及奥尔布赖特的实验室工作之中。外祖父热诚地接受了，并同意在与贝尔维尤的合同到期后，就立马搬到波士顿。他对即将开始的重要研究满怀希望，却又担忧自己的热忱会被时间所消磨掉。“那些关于同性恋者性荷尔蒙、更年期或是孕期精神病患的尿样分析，似乎太过庞杂，而且对于一年的研究员职位申请，您不觉得有点不太现实吗？”他写道。同时，他又写道，他在离开贝尔维尤之前，可以接受任何研究泌尿系统的实验性工作。他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医院期间就获得“一个我可以胜任的简单课题”，这个课题需要“素材丰富，同时又对实验室设施要求较低”。

我读了两遍才明白他提到的“素材”的意思。

在获得柯布和奥尔布赖特的双料奖学金后，外祖父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了。翻阅了外祖父在奥尔布莱特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报告以后，看到了奥尔布莱特给他的信，“我看了你的手稿，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的研究涵盖了丰富的问题，但是没有就其中一个问题进行足够的观察和完美的解决。我觉得他们并不太能在实质上推动医学的进步。”外祖父并没有对那严厉的批评进行反驳，“感谢您的友善，以及来信反馈我的各种文章和数据。我非常同意，它们只是一堆没有什么意义的信息大杂烩。”他这样写道。

但他与柯布和奥尔布赖特的合作，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自己对神经外科的热情。奥尔布赖特的实验室位于麻省总医院，这里有着一流的神经外科部门，外祖父会在他的空闲时间，借此机会观摩世界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工作。他似乎被什么东西给迷住了，在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他决定申请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岗位。他表现出快速学习的能力，在波士顿城市医院（Boston City Hospital）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很快地完成了一系列额外的实习后，他于1939年在哈特福德医院创建了自己的神经外科。

外祖父跟柯布和奥尔布赖特依然保持着联系，即使他们的职业道路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他用哈特福德医院的信纸写信给他们，与他们谈论自己生命的里程碑。“艾米刚生了一个7磅半的男孩儿，他长着一个巨大的犹太鼻子。“1939年底，我外祖父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我舅舅出生时，他写信告知了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回信，对于“家里增添新成员”表示了他的祝贺。我外祖父也向自己的前任老板们报备了一些他们可能感兴趣的研究的新近况。比如就在同年，他向奥尔布莱克谈及一个完美呈现出“典型的脑垂体机能衰退”的28岁小伙子……根本没法猜出他的年龄。他皮肤柔软，声音很尖，面部和身体没有毛发，腿很长，体质很虚弱，血压很低，没有性欲，如此等等。第二年他又写信，报告了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位21岁的侏儒，其外表和行为都像是十岁出头似的。他的生殖器只有成人的一半大小，他阴毛茂盛却柔顺而且呈女性化分布……发展进程和骨架是协调的，不过他的所有结构都小于正常值。身高在3英尺10英寸左右。”

信的最后，他向老上司提了个问题。“你有兴趣让他参加你的实验室研究吗”，他指出，那个侏儒“十分配合而且非常被动”，他还告诉奥尔布赖特，若是“需要我们把他送过去”，就回信告知一声。

残缺可以用来阐明完整。

一种激素分泌不足，发展迟滞的侏儒或许能为这些腺体的功能研究提供一些启发。一个被铁杆贯穿了前额叶的暴躁男人或许会为完整的前额叶功能提供线索。

现代脑科学的历史尤为依赖功能不全的大脑，而且依赖于我们对脑功能定位进行理解的每一次意义深刻的进展，也就是说，在对大脑每一部分功能的探索中，其突破都依赖着研究个体所提供的那些有着部分灰质缺损的大脑。

然而这种个案并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直到19世纪，大多数科学家都还认为大脑是一种未分化的混沌整体。他们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明白这是情感、智慧和意识的所在地，它起码是我们某些感官的介导。但脑功能的主流理论依然认为，大脑是一个完美的民主政体，其中每个部分的潜力和能力都与其他部分相同。从这个观点来看，损伤大脑的特定部分只会导致广义上的功能缺损，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缺陷。要撼动这一观点，面临着很多阻力，原因之一就是颅相学的崛起，这样一门伪科学在19世纪中期风靡全球。它认为人的个性和智力只需你动动手指头，在他们头上摸摸头骨的轮廓就可以简单描述出来，头骨的轮廓反映了他们所包裹着的大脑的规模。颅相学家是相信脑定位的，但问题是，他们的观点和理论基于天文学和占星术。颅相学最终遭到揭露和诟病，这引起了科学家对脑功能定位的真相的真正重视，其确凿的证据直到脑损伤个案的出现才表现出来。

菲尼亚斯·盖奇就是其中的关键。

在1861年盖奇死后，法国一位名叫皮埃尔·布洛卡（Pierre Broca）的神经外科医生写了一篇论文，文章描述了一个新的病人，他在很多方面比盖奇更具科学意义。病人的姓名是被保密的，布洛卡在文中称之为叹先生，因为他没法连贯地说话，只能不停地重复“叹”这个音节。然而，他却存留着其他能力，能够理解所听到的一切，并且能够条理清晰地书写出来。在病人死亡后，布洛卡进行了尸检，他发现叹先生左半脑额叶上一块小小的地方，有个小小的锐器伤口。他精妙地总结道，大脑的区域对语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今所有人类解剖学课程，都将叹先生受到脑损伤的那个部分称为“布洛卡区”，也就是言语清晰度的中枢（顺便说一句，叹先生的大脑，后来在巴黎一家解剖学藏品博物馆找到了归所）。

17年后的1878年，一个名叫卡尔·威尔尼克（Carl Wernicke）的德国神经学家，描述了一位后左颞叶损伤的病人，他说话流利但是没有意义，不能说出有条理的句子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话。如果布洛卡区是掌管语音清晰度，那么威尔尼克区，就毋庸置疑地负责语言理解。

果不其然。

残缺可以用来阐明完整。

脑科学家们用这种方法，通过部分缺失的脑损伤个案，梳理出了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这被称为损伤法，它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主导。认为不同脑区对应着不同功能的论调不再受到争议，它已成为一种公理。科学家们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攻占了人类大脑，绘制出了脑功能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