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心理学实验室，1986年2月

H.M.：我曾有过一个理想。

研究员：是吗？什么理想？

H.M.：当个脑外科医生。

研究员：当个脑外科医生？

H.M.：嗯。不过我自己又否决了。那是在我发癫痫之前的事了。

研究员：是吗？那是为什么？

H.M.：因为我有近视。我跟自己说，万一你在给病人做手术，他的血可能会溅到眼镜上，手术助理帮你擦额头的时候，会手滑把眼镜给碰掉。

研究员：那可有点儿糟糕，是吧？

H.M.：是啊，说不定就因此下错了刀。

研究员：下错刀了会怎样呢？

H.M.：那个人会死掉或者瘫痪。

研究员：嗯。所以你决定不当脑外科医生，这真是明智！

H.M.：嗯！我想他们大都会死掉。不过也可能落下不同的残疾。也许你进行了补救切割，那失误就会比较小。毛病或许是在一条腿或者一只手上。也可能是一只眼睛。总之只是一侧。

研究员：那你记得自己手术的时候吗？

H.M.：不记得了。

研究员：你想象一下那儿发生了什么？

H.M.：呃，我想我，我现在和自己有点争论，呃，我可能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接受手术的人。我想他们，呃，大概那时候没有操作好。不过他们还是学会了一点东西，学会了怎么去帮助其他人。

研究员：他们不会重蹈覆辙了。

H.M.：嗯，他们不会了，因为他们学明白了。不过有趣的是，我老是幻想着自己当上了脑外科医生。

研究员：是吗？

H.M.：是啊，但是我否定了自己。

研究员：哦？为什么呢？

H.M.：因为我说过，助手会帮你擦额头，那样会碰到你的眼镜，你就会下错刀子。

研究员：那你切错了会发生什么呢？

H.M.：那样会影响你接下来的整个手术。

研究员：是吗？有什么影响？

H.M.：那个病人会偏瘫。或者说，如果切错了，他一边耳朵就听不到了。或者一边眼睛就看不到了。你会被自己吓一跳，会变得很焦虑起来。

研究员：嗯，这倒是。

H.M.：你每一次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这很有可能对那个人造成伤害。你得把手术做好。而正因为你有这种想法，你的操作速度会慢下来。你接下来就能做得很好。

研究员：你记得是谁给你做的手术吗？

H.M.：不记得了。

研究员：我来给你个提示吧。斯科……

H.M.：斯科维尔。

到1953年，很明显药物已经没什么作用了。亨利正在接受高强度的大脑抗癫痫药物治疗，每天用5次狄兰汀（Dilantin）、3次美芬妥英（Mesantoin）、2次苯巴比妥米那（phenobarbital）、3次三甲双酮（Tridione），但它们都不起作用了，或者说，起的作用不大。亨利仍然每天要发作好几次，有时候倒在地上，有时候只是陷入沉默。这两种癫痫发作都比较轻微，也就是常说的“失神”。当亨利陷入失神时，他顷刻间会变成一具皮囊，心肺仍在工作，但是思维出现了暂停。事实上，就算亨利没有癫痫发作，他也从未完全正常过，他的癫痫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他去追求更加殷实的生活。

他是个27岁的男子，聪明且强壮，但他尚没有脱离那种孩童的稚气。在平日的早晨，他会搭上班车去往国会大道的安德伍德工厂（Underwood factory）。他在那里的流水线上帮忙组装打字机，这是一种典型的由蓝领工人给白领制造的产品。下午，他会搭个班车回到东哈特福德的父母的家。他自然不能开车，他也不能去参军，不能去上大学，也不能去到任何他朋友们去过的地方，他只能待在家里，以便父母可以随时照看他。他会在晚间时分听广播。他很喜欢大牌明星，比如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1]、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2]，他也很喜欢新派的摇滚（他称之为牛仔舞音乐），这种音乐唱起来就像是给话筒包上了马口铁皮。他喜欢这类舞蹈音乐，但他却不会跳舞。他会看一些杂志，沉浸在好莱坞的八卦里，他会去了解一些自己永远不会经历到的成功或是丑闻。在天气不错的周末，他会背着步枪，走几步到附近的树林里。将枪托抵在肩上，枪管对准目标，扣动扳机去感受那种后坐力。而在天气糟糕的周末，他就有点无所事事了。

1953年，当时亨利对过去的记忆还很清晰。但他的未来却越来越黑暗。倘若事情继续向前发展，倘若他的癫痫变得更频繁、更严重，那么就不难想象，他很快就会变成他年迈的父母的巨大负担。若是他无法工作，没有产出，古斯塔夫和伊丽莎白就不得不放弃他。他们或许会送亨利到附近的曼斯菲尔德技校（Mansfield Training School）这类的地方，这个学校在1930年由两个老机构合并而成，它们分别是康涅狄格州低能培训学校（Connecticut Training School for the Feebleminded）以及康涅狄格州癫痫收容所（Connecticut Colony for Epileptics）。在那里，亨利会受到更多的束缚，这些束缚会牢牢地束缚住他的人生。和里面的诸多病人一样，亨利会被安置到工地现场去制作砖头，或者他仅仅坐在拥挤的病房里，变得越来越容易失神，慢慢滑向未知的命运。

除非……

1953年4月23日下午，在佛罗里达州好莱坞海滨酒店的一间大型宴会厅里，外祖父走上讲台，向哈维·库欣学会（Harvey Cushing Society）致辞，那是美国最卓越的脑外科医生联合团体。外祖父的致辞是年度神经生理学研讨会的闭幕词。之前，约翰·富尔顿为研讨会发表了开场演说，他在演说中开了一个贝基的玩笑，贝基就是那只来自富尔顿实验室的黑猩猩，这只猩猩在17年前给了埃加斯·莫尼兹灵感，促使他开始进行人类额叶切除。富尔顿玩笑说道，“就是这张脸，切掉了一万个脑叶？”同时呈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贝基那张皱巴巴的脸。富尔顿又进行了呼吁，鼓励在场的众多神经外科学者去“像对黑猩猩一样，对他们的病人进行彻底的研究，因为你们有着绝佳的机会，去洞察关于额叶功能的基础性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却只能在不能说话的野兽身上获取信息。”

另一位名叫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的耶鲁大学研究者，在富尔顿之后进行演讲，他是世界前沿的动物边缘叶的研究权威，他的演讲以极富文学性的语言开头：“今天，在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诞辰纪念日，或许对一位英国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对莎士比亚或培根的戏剧作品进行重新讨论的绝好时机。然而还有一个同样亟待业内人士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大脑的机能。在大脑中，这些机能的作者（这些脑内结构本身）很容易辨别。然而这些作者书写了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对边缘叶系统机能的了解太过缺乏，尤其是那位重要的作者，即我们所知的海马体或者‘阿蒙的号角’(Ammon'sho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