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第3/4页）

我只知道的是，他们最终同意了。

手术时间定在了1953年8月25日。

在一周前的8月17日，亨利回到哈特福德医院去做脑电图。不像气脑造影图要抽干他的脑脊液，众所周知，脑电图或者说叫EEG是无痛的。亨利躺在轮床上，头皮上贴着许多电极。电极记录下了亨利的脑活动，获取到了他神经元之间所通过的微弱电流。仪器的操作者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脑活动，这些活动呈现成一系列波峰波谷的图像，就像是地震仪上显示的图像一样。当一个异常的峰值出现在他的一侧的内侧颞叶上时，这就证明了亨利的癫痫病灶就定位于此，也就证明，在这个半球进行手术切除或许可以让亨利康复。在监测期间，亨利癫痫小发作了一次，他直接在轮床上失了神。尽管如此，EEG还是没能揭示出癫痫病灶的具体位置。

一位叫做利泽洛特·费舍尔（Liselotte Fischer）的心理学家在8月24日对亨利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这是为手术的效果划定的一个基准，以便之后再次测量。费舍尔记录道，亨利“承认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感到有点儿紧张’，但还是希望手术能对自己有所帮助，或者至少像对其他人那样有些疗效。他的态度始终都很配合且很友好。”

费舍尔拿给亨利笔和纸板，让他画一对男女。亨利首先画了个男人，那是个住院的病人，穿着病号服，脑袋上有个“坏脾气”标识。费舍尔将亨利的这一表现解释为“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所表现出的当下的焦虑”。接着，亨利开始画女人。

“她并不是很漂亮，”他边说边画了一个超大的头和一对鼓胀的乳房。费舍尔观察了作画并写道，“其咄咄逼人的姿势和盛气凌人的体态跟那个男性形象对比鲜明，显示出了一个‘具有攻击性且有阉割倾向的母亲形象’。”

费舍尔又对亨利做了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examination），费舍尔向他展示了一些墨迹，并让他来描述自己对此的感受。亨利看着一个斑点说，他看到一头雄鹿失去了角，变成了一头母鹿。费舍尔认为，这是亨利纠结于阉割的另一个证据。亨利对另一块墨迹的描述是：“一头挣脱了束缚的狮子，因为他的尾巴超级大，并且‘甩到我腿上了’。”在费舍尔的解读中，这是“性别混乱”以及“同性恋倾向”的预兆。她还记录到“亨利内心反复出现着一种逃跑的观念”和“毁灭的观念”。

最后，费舍尔对他进行了智力测验。亨利得分104，高于平均水平，不过这个分数比他术后要低一些。这也或多或少跟他在手术前几周完全停掉了抗癫痫药物有关，仅仅在跟费舍尔在一起的几小时内，他就出现了多达12次的癫痫小发作。当亨利失神10到15秒，左摇右摆并且喘着粗气，拽着手臂、衣服、腰带时，费舍尔会看着这些情况，并记录下来。

“我又犯病了。”他会说。

亨利在医院住了一晚。接下来在8月25日，护理人员将他的头发剃光后推进了手术室。

同我外祖父曾经所在的疗养院做的那些手术一样，外祖父将局部麻醉药打进病人的头皮，用手术刀在病人头上划出一道越过头顶的弧线，将他的前额头皮像地毯一样卷起来。接着，他用环钻掏去了两个1美元硬币大小的骨头，用手术刀切开保护大脑的硬脑膜，再用一个压板把前额叶撬起来，露出更深层次的大脑结构。他用肉眼对那个区域进行观察，一眼就认出了海马体、杏仁核、沟回以及内嗅皮层那闪闪发亮的粉色轮廓。他试图找出致使亨利癫痫的任何生理缺陷、任何发育不良或萎缩的组织、任何伤口。而他一无所获。在进一步深入手术之前，他又做了一件平常不会在疗养院做的事情。在脑电图仪的操作者W.T.利贝尔松的指引下，他把一个细长的钳状工具伸进洞里，把一些小小的电极放到亨利内侧颞叶的表面，刺激上面的一些点。他与手术团队一同等着利贝尔松所监测的EEG的读数，为找到癫痫的致病区域进行最后的尝试。利贝尔松凝视着卷轴上的波浪线，想要找到一个有指示意义的波形。这个波形或许可以指引外祖父找到特定半球上的特定目标。然而他遗憾地告诉我外祖父，自己再一次空手而归，找不到那个目标区域。

虽然说麻醉可以确保亨利感觉不到疼痛。但他是有意识的，在切割、剥离和钻孔的整个过程中，一种不安而陌生的感觉在他那有些迟钝的神经系统中流淌着。当外祖父俯下身子取出电极时，亨利直观地看到了他倒置的面庞，或者说，至少是被手术面罩、手术帽以及面部放大镜所遮住之外的一部分面孔。亨利的瞳孔在面对刺眼的头灯光线时发生了收缩。

或许在那一刻，亨利会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怕之事最终能让他从癫痫的桎梏下得到解放，让他完全活在当下、充满活力、实现潜能。然而不论亨利在想些什么，那都不重要。他已经同意手术，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受他的控制。

而外祖父却完全不一样，他现在需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找不到致病区域。

当然，这就意味着亨利的内侧颞叶中，没有目标，没有需要动刀的区域，甚至连他的癫痫发作起源于哪个半球都毫无线索。

但是，如果当时处于外祖父的位置的是另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事情可能会有所变化。比如说怀尔德·潘菲尔德，他可能会承认自己的失败。潘菲尔德在手术室中有明确的工作原则。倘若他通过肉眼乃至EEG都无法定位致病区域，那他就绝不会动刀。事实上，即便EEG暗示有某个癫痫区域的存在，但是，如果对大脑的视觉性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潘菲尔德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会进行一个很可能弊大于利的切除。“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潘菲尔德曾经写道，“必须做出权衡，是有机会将病人从疾病中解脱出来，还是让病人面对切除有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和机能丧失。”在这种权衡中，潘菲尔德通都常会比较谨小慎微，在亨利这个没有目标的案例中，他会决定不再继续手术。他会为亨利进行缝合，对他进行几天的观察，然后带着歉意送他回家，并且完善自己开的药物处方。他会跟亨利说，或许自己并不能通过手术的方法给亨利带来帮助，或者至少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进行手术。

而外祖父可不是潘菲尔德。

他站在手术室里面，低头看着亨利那潮湿而鼓胀的头骨，透过那两个钻孔看到他的大脑，我外祖父明明可以承认失败，可以结束手术。那是个相对万全的决定。倘若无所作为，亨利不会有任何改善，但是也不会受到额外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