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天使都不敢涉足的领域

“事情发生得很糟糕。”

这是我与布伦达·米尔纳第一次谈话的文字稿中的第一句话。当我阅读这份文字稿时，我感觉又听到了她的声音，她一口清脆的英腔，说话时词语都紧紧地连在一起，与此同时，她办公室的模糊图像也渐渐在我脑海中浮现。这正是与她相关的一切：她的办公室、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办公室度过多少年岁月才积累起这些东西，成堆成堆的纸页、塞满书籍的书架、满是文件的箱子。在这种办公室里，为了清理出空间给新的一天的工作，每天早晨肯定都是一场斗争。四面的墙上挂着一些海报，我觉得其中有一张里面是一只动物，这是一幅《国家地理》式的自然风光照片，然而我不记得那只动物属于什么种类了。在米尔纳的桌子上，她电脑旁摆着一张框好的照片：外祖父穿着他那淡绿色的外科手术服的特写照。

我们的谈话时间是在2010年，当时很多东西已经在米尔纳的办公室里积累了超过半个世纪。她当时已经93岁，仍旧是麦吉尔大学（Mc Gill）的教授，她还在教书、做研究，仍旧作为一名积极的科学家，过着凌乱而斗争的生活。

米尔纳亲切地接待了我。麦吉尔大学公关部的某个人陪着我到了她的办公室，在会谈开始之前，一位摄影师走了过来，带我们去了另一个房间，他给我们拍了张照片，这是为了给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写新闻稿。“他是不是长得像斯科维尔？”某人问到米尔纳。她夸赞了我，说我比我外祖父长得高，鼻子更大，两眼靠得更近，头发更稀疏。

“不，”她说，“并不是。”

我在头一天晚上就开车到了蒙特利尔（Montreal），却很失望地听到，我已经错过了《记忆碎片》（Memento）的放映，这部电影是米尔纳主持放映给麦吉尔大学电影社团（McGill Film Society）的。《记忆碎片》的主角是一位患有遗忘症的男子，他想要找出一个谋杀案件的真相，这位主角的塑造也部分受到亨利的启发。我告诉米尔纳，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她说她也很喜欢，而且这是她见过的最真实地描写遗忘症的电影之一，尽管剧本搞错了短时记忆的定义，她如此指出。她说，像亨利和《记忆碎片》中的主角这样的人，他们并没有短时记忆障碍。相反，短时记忆成了他们所有的一切。

我还记得米尔纳坐在她那杂乱的办公桌旁边，身形紧致的她穿着件羊毛衫。

“现在，”她说，“我能怎么帮你？”

直到1950年进入神经学领域，米尔纳才开始对记忆产生兴趣。当然，她一直都对大脑及其结构与功能之间关联的神秘方式非常好奇。而且她也明白，受损伤的那些病人能对我们理解那些功能做出多大的贡献。在她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参加的最后一次心理学考试中，她坐在历史上著名的剑桥大学评议会大楼上（Senate House），考题中有一道是写出一篇有关视觉、听觉、语言功能的大脑定位的现今学术知识综述。那一年是1937年，尽管她记不起她当时具体答了什么，但是她觉得当时应该写到了菲尼亚斯·盖奇、叹先生，还有其他那些吸引人的受损伤的个案。然而，她应该没有提到有关记忆的问题。1937年，当时米尔纳开始和潘菲尔德的病人一起工作，当时的普遍舆论和十多年之后没多少不同，即记忆并非和大脑的特定结构有关，而是均匀地、等势地分布在整个大脑上。根据这种观点，试图找到记忆的处所，在神经学上相当于捕猎，这种处所并不存在。米尔纳自己对于记忆的看法也没有多大差别，直到她遇到病人P.B.和病人F.C.，这两个人的大脑两侧的内侧颞叶单侧都有损伤，米尔纳给他们说了一些故事，并且让他们对她重复这些故事。当他们呆呆地看着她时，当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接收到她所说的任何信息时，米尔纳意识到有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她曾经并不相信记忆的处所，直到她发现了这个处所。

然而，她发现了吗？

倘若移除这两个人大脑左半球的海马会导致深度的遗忘症，这一点确实存在，但是其他接受过同样手术的病人却并不存在同样的症状。

米尔纳和潘菲尔德仔细地讨论了这个悖论。最终，他们得到了一些试探性的结论。

确实，潘菲尔德在这两个遗忘症病人身上做了同样的手术，而且他已经至少在其他90个病人身上做了这样的手术。而且确实，这两个病人的大脑，在手术后呈现出了与其他具有同样损伤的大脑完全不同的机能。但是，这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这两个遗忘症病人的大脑从一开始就是特殊的。

米尔纳和潘菲尔德总结道，对于同样的操作导致不同的结果，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两位遗忘症病人的内侧颞叶在手术之前已经损伤了。与潘菲尔德作为研究目标的大脑半球相对的另一侧半球肯定已经有机能障碍了。或许，这种损伤发生在出生之时，可能是医生用了夹钳把头部拉出子宫，又或许是病人在之后的生活中中风而没有被发现。这也意味着，潘菲尔德对病人所做的单侧海马损伤，也就等同于双侧损伤。事实上，尽管潘菲尔德只将一侧半球作为目标，但他已经摧毁了两侧半球。

如果这一点被证明是真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正常的记忆功能依赖于海马，以及其他内侧颞叶结构。尽管潘菲尔德和米尔纳都觉得，他们已经处在人类大脑中找到记忆的处所的边缘，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缺少证据。当时的脑成像技术没法探测到这两位遗忘症病人剩余的海马中的损伤。而且，即便潘菲尔德决定重新打开他们的颅骨以便看看里面的情况，但这种损伤可能并非肉眼能见到。要颠覆当时有关记忆的流行观点，他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预感。

倘若潘菲尔德愿意将病人的两侧海马都移除，看看会发生什么，从而来检验这个理论，那么他和米尔纳可能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证据。然而，潘菲尔德没有这么做。他太过于担心会导致不必要的伤害。尽管他在癫痫手术领域做出了革命性的成果，但是他总的来说还是一位保守、谨慎的医生。他对一切新兴事物都持怀疑态度。比如说，神经外科手术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兴趣，但在治疗上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操作。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潘菲尔德从没有做过额叶切除术，他有时还拐弯抹角地批判那些做过这种手术的医生，并且宣称这是一种“年轻外科医生的虚荣”，“他们学会了如此专业地使用手术刀，以至于他们能从任何地方切除任何东西，除了死亡；他们能切除智力行进的通路，却留下了一个只能走路的活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