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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支球队的骄傲感可以出于不同原因。对一个地方或一个团体的骄傲感或许只是因为某个人而产生。我们关注体育，因为它提醒我们自己的渺小，也使我们变得更伟大。

蜜拉将小女生们留在自助餐厅里，不情愿地笑了起来。要是彼得在她十五岁时亲耳听到她对朋友所说的话，他会需要电击器。一开始，他们对彼此感到如此惊讶，她称他是“唯一内向害羞的冰球员”，而她和其他酒保谈笑时，他则用手堵住耳朵。在职场上，无论是在律师事务所或酒吧里，她非常习惯自己是唯一的女孩。但男性的睾酮素，对她而言从来不是个问题。在那个球会职员家眷仍受邀出席参加活动的年代里，在某次团队晚宴上，一名掉了门牙的甲级联赛球员骄傲地告诉蜜拉，他“喝干了这里该死的每一杯酒”，希望体育总监的妻子会感到恶心，结果却是彼得必须套着纸袋呼吸。她回话，详细说明同类型女性的表现，以至于那名缺了门牙的选手当晚剩余时间都不敢再抬头看着她。当时彼得觉得很可耻，非常可耻。他是最后一个心生羞耻的尼安德特人。过了这么多年，他俩仍然使彼此感到惊讶。这倒并不失明智。

她穿过冰球馆朝停车场走去，却在冰层旁边停下来，凝视着它。在这样一个天地里，不管她再怎么努力，她从来就只是彼得的眷属。她料想到，所有成年人不时会思考着远处某个地方的人生，想着他们曾经可能过的其他生活，而不是眼前的生活。你多这样想，也许就会多些快乐。她的妈妈总是说，女儿既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是无可救药的竞争者。蜜拉心想，这是真的，证据就在于她和彼得一起打过三次保龄球，竟然还能保持婚姻关系。他们第三次打保龄球时，在晚上十一点时在谷歌上搜搜“婚姻问题咨询值班室”。老天爷，她有时对他感到如此烦躁；老天爷，她又是多么爱他，那并不是一种逐渐发展而出的爱情，那是一种持续性的紧急状态、一种不断折腾她的苦恼。她渴望一天能有四十八个小时，甚至不那么贪心，一天只要有三十六个小时，她就心满意足了。拜托，行行好，她只是想有时间喝上一杯咖啡，看完一部电视剧。祈求这一点，很过分吗？她只是希望有时间织出一条够大的“毯子”。

她过多地臆想着别人的生活。但那始终是别人过的生活。当彼得拿到职业球会的合同时，她为他感到如此高兴；但当他结束职业生涯时，她却为自己感到高兴。她又能在他的生活中享有一席之地。她是否该对他承认这一点呢？在他既非球员又非体育总监的那段为时甚短的时间里，他担任保险推销员，只是试着让日子过得心满意足，这就是她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吗？为了你所爱的人，你该怎么做呢？

艾萨克死时，大家也都死了。一切都死了。当他们的肺脏崩溃时，他们需要一种人工量产的爱情，让他们能以人工的方式呼吸。因此，蜜拉做了她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她被迫将冰球还给彼得。

生活与存活之间仅有单薄的一线之隔。然而，兼具浪漫主义和极强竞争心理的人会受一种正面的副作用影响：从不放弃。蜜拉从车内取出牛奶，静静地站着，因为自己笑了起来。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学会经常这样做。随后她戴上一条绣有“熊镇冰球队”的绿色围巾，将它绕着脖子绑紧。在回到冰球馆的途中，她停下脚步，和其他穿着相同颜色衣服的人相拥。有那么一会儿的工夫，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了。你并不需要知道关于冰球的一切就会爱上它。你可以为这座小镇感到骄傲，却不必喜爱它。

彼得像是被锁在外围的幽灵般兜着圈子。他的这一整天，完全是由进入一个房间，却马上忘记自己该拿什么东西的一系列片刻构成的。在办公室外的走道上，心不在焉的他撞见了“尾巴”弗拉克。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像“尾巴”这样的人太多了，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他的身高近两米，现在的腰部比起他们当年杀进全国冠军赛时，已经显得浑圆、厚实得多。他总属于那种试图通过尽可能吸引注意力来弥补自信心不足的那种人，他像个戴着耳机的小孩那样大声说话。当他们还是青少年时，其他人穿着牛仔裤出席派对，他却穿着西装出席，因为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女生都很吃这一套。他们的高中时代进入尾声时，球会的其中一名赞助商过世了，全队被要求穿西装、礼服出席丧礼。他一听到这件事，就穿着一套燕尾服出席。这就是他绰号的由来。

现在，他拥有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其中一家店位于本镇，另一家分店位于赫德镇，还有另外一两家分店位于彼得在“尾巴”谈到时从来懒得用心去注意的地方。但是，由于就连在森林里都无法保持安静，这位仁兄仍然被镇上每个狩猎协会逐出门外。当他们在一起打球的时候，每次一受到吹判，他就用修长的双臂比着手势，情绪迅速地在欢笑、哭泣、绝望与暴怒之间转换。难怪苏恩会说，这就像是在尝试指导“一个从来不闭上嘴的模仿秀演员”。作为球员，“尾巴”的技艺普通，但他好胜心强。冰球生涯告一段落以后，这样的态度使他成为一个相当有成就的销售员。现在，他每年都会更换新车，戴着和手臂上血压计一样大的劳力士名表。那是在另一种体育活动中的奖杯。

“这是怎样的一天啊，嗯？”这位体格壮硕的民生用品店商人大笑着，低下双眼，盯着他。

他们站在那张陈旧的球队团体照前。照片中，他们并肩而站。

“现在呢，你是体育总监，我则成了总赞助商。”“尾巴”大笑的方式使彼得懒得指出：他只是赞助商之一，并不是“总”赞助商。

“是啊……真是大日子啊。”彼得应道。

“我们照顾彼此，对不对？来自熊镇的熊！”“尾巴”大声喊道，并且在彼得来得及回话以前继续说了下去，“我昨天见到了凯文·恩达尔。我问他会不会紧张。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不会。’因此我问他，他对比赛有什么战术。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赢。’然后，他直直地盯住我的双眼，说：‘这就是你赞助球会的原因吧？你想从投资中获益。’他才十七岁啊！我们十七岁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说话吗？”

彼得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记得自己也曾年轻过，曾是十七岁的少年。他走向远处的咖啡贩卖机——那台机器又坏掉了，咝咝作响，发出咔嚓咔嚓声，而后才不情愿地吐出有着使用过嚼烟的颜色、浓稠如黏胶的物体。彼得还是将它喝了下去。“尾巴”抓挠着下巴，压低声音说：“我们见过了区议会的政客们，其中包括我们几个赞助商，还有几个理事会成员，而……对……你知道的，有点非正式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