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但书写的我（第6/7页）

大约就在那期间，他们作出结论，凶手是一个被人告发的理发师。他们给我看这个年约六十的瘦小男人，但我仍然认不出他来。从此以后，他们便停止召唤我参加碉堡里一场又一场疯狂的生死盛宴、神秘与权力的嘉年华会。理发师的故事让报纸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从头到尾巨细无遗：他先是否认犯案，接着承认是他干的，然后又否认，最后再度承认。原来，许多年前，耶拉在一篇名为“我必须做自己”的专栏中，首度提到了这个男人。在那篇文章以及后续的几篇里，他写这位理发师曾经来到报社，问了他几个问题，并说这将能解开攸关东方、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存在的奥秘，然而专栏作家却随口用几个笑话打发掉了。理发师把这些笑话视为耶拉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的诽谤，而看到它们三番两次在专栏中被提起，更让他愤恨难平。事隔二十年后，他竟看见最初的那篇专栏又以同样的标题重新刊登，又再侮辱他一次，于是，在身边某些人士的煽动下，理发师决定狠狠报复专栏作家。至于煽动者的身份，不仅始终没有查出来，甚至理发师也一再否认有这些人存在，坚持称自己的杰作是一项“个人恐怖行动”——借用警察局教他的说法。报纸上刊登出此人被打肿的疲倦面孔，已磨去了任何的意义和文字，过没多久，他就受审并判刑，接着，一天凌晨，当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只有凄惨的野狗无视戒严宵禁而四处游荡时，他被吊刑处死，展现出当局的效率，以迅捷的执法来彰显迅捷的正义。

那阵子，我一方面埋首于卡夫山的题材，写下我所记得或研究过的故事，另一方面同时也茫然地听人们向我阐述的各种理论，这些人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意图替整起“事件”提出合理解释，但都没什么帮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狂热的神学院学生告诉我，他从耶拉的写作中分析出他就是鞑迦尔，他长篇大论地解释道，剪报中的文字充斥着关于刽子手的指涉，证实了他的推论，而既然他能够得出如此结论，那么凶手也必然可以，而通过杀死耶拉，凶手便超越了救世主，也就是“他”。一名尼尚塔石裁缝师向我吐露，他过去一直在替耶拉缝制古装戏服。就好像记不得多年前看过的电影一样，我也差一点想不起原来他就是如梦失踪的那个雪夜，我看到待在店里熬夜工作的同一位裁缝师。当我的老友，资料收藏家赛姆，突然现身时，我也是同样地恍惚以对。他一方面是来跟我讨论调查局的档案数据到底有多详尽，一方面也带来好消息，告诉我如今默哈玛特·伊玛兹终于落网，那位无辜的学生已随即获释了。赛姆谈起“我必须做自己”这篇专栏，说显然是它的标题激起杀人动机，当时我却感到我离自己是如此遥远。对这本黑色之书而言，对卡利普而言，我正逐渐变成一个陌生人。

有一段时间，我全心全意投入法律工作和案件处理。又有一段时间，我让一切顺其自然，拜访老朋友，与新认识的人上餐馆或酒吧。有时候我注意到伊斯坦布尔上空的云朵，染上了一抹奇异的黄色或灰色；有时候我则努力说服自己，城市上方的天空仍是往日的景象。午夜过后，在轻松地解决掉当周的两三篇文章后——就如同多产时期的耶拉——我会从书桌前起身，坐在电话旁的椅子上，双腿搁在脚凳上，等待周围的事物逐渐幻化成为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另一个宇宙的符号。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察觉到自己记忆深处有某件往事如影子一般颤动，影子飘过来，穿过记忆花园的一道门，通向另一座花园，然后继续穿过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门，透过这熟悉的过程，我感觉我的自我开了又关，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可以愉快地与那个影子相处；而此时，当我即将开始用另一个人的声音说话时，我及时拉住了自己。

为了避免在没有设防的情况下忆起如梦，我大致把生活维持在某种不是太严格的掌控之中，小心翼翼地避开随时随地都可能意外降临的悲伤。每周三四次，当我在荷蕾姑姑家吃晚饭时，我会帮瓦西夫喂他的日本金鱼，但我从来不再坐在床沿陪他一起看他拿出来的剪报。（尽管如此，我却还是在那堆报纸中瞥见了爱德华·罗宾逊的照片，印在耶拉的专栏上方，然后发现两人之间有一种家族的共通点——他们更像是远亲。）每当时间已晚，我父亲或是苏珊伯母总会建议我早点回家，仿佛生病的如梦正躺在床上等我，这时我会告诉他们：“说得对，我最好在宵禁前回去。”

我会避开阿拉丁商店的那条路，那条我和如梦常走的路，而绕道穿过暗巷，朝我们家和“城市之心”公寓的方向走去，接着再改变路线，避开耶拉和如梦离开皇宫戏院后所走的街道，最后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伊斯坦布尔的阴暗巷弄里，沿途是陌生的墙壁、路灯、文字、清真寺庭院、面目狰狞的建筑，以及窗帘紧闭有如瞎眼的窗户。经过这些黑暗死寂的符号让我彻底变了一个人，以至当我在宵禁开始前一刻终于抵达“城市之心”公寓前的人行道时，看见依然绑在顶楼阳台铁栏杆上的破布，竟不假思索地把它当成如梦正在家里等我的暗示。

在走过了黯黑无人的街道，看见了如梦留在铁栏杆上给我的信号后，我会想起我们曾经彻夜长谈的一个话题。那是结婚三年后的某个雪夜，像一对毫无忌讳的多年老友，我们的对话既没有掉入如梦的漠然深井中，也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幽幽浮现的深邃沉默。在我的鼓动和如梦的想像力玩味之下，我们假想着当我们七十三岁时，每天会一起度过什么样的生活。

当我们七十三岁时，冬季的某一天我们会一起去贝尤鲁。我们会用存下来的钱买礼物送给对方：一件毛衣或一双手套。我们会穿着又重又旧的大衣，上面沾染了我们的气味。我们会心不在焉地浏览陈列橱窗，也没有特别要找什么，只是彼此边看边聊。我们会气冲冲地咒骂，抱怨那些变来变去的事物，絮絮叨叨地说从前的衣服啊，展示橱窗啊，人啊，都比现在要好得太多。当我们琐碎地念个不停的同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之所以有这种行为，是因为我们太老了，对未来没有多少期待，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打算改变，仍会继续我行我素下去。我们会去买个几磅的糖渍栗子，并确认他们是否秤得正确、包装适宜。然后在贝尤鲁后巷的某处，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家从没见过的旧书店，惊讶欢喜之余，我们庆贺彼此的好运。店里面，将能找到一些价格合理、如梦从没读过或不记得读过的悬疑小说。当我们四处探头寻找小说时，一只在书堆里出没的老猫会朝我们低吼，而敏感的女店员则会对我们微微一笑。我们会到一家布丁店坐一会儿，很高兴买到一袋袋便宜的书，足以满足如梦至少往后几个月的悬疑阅读胃口。喝茶的时候，我们起了小小的争执。我们之所以吵架是因为我们已经七十三岁了，而就如所有的人一样，我们很清楚自己七十三年的生命全是徒然。回家之后我们马上打开大包小包，我们会毫不害羞地脱下衣服，然后用我们苍白、松弛的年老身躯尽情做爱，同时享用那一大包糖渍栗子配上黏稠的糖浆。我们疲惫而衰老的身体，如今是苍白的颜色，看起来就像是六十六年前我们初次相遇时，两人稚嫩肌肤的那种半透明奶油色。讲到这里，想像力始终比我生动鲜明的如梦会插嘴说，我们将会在疯狂的缠绵中途停下来，抽一支烟，大喘一口气。提起这个话题的人是我，因为我直觉相信，等我们到了七十三岁，当如梦不再有条件盼望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她终将会爱我。相反，伊斯坦布尔，一如我的读者所知，将继续生活在悲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