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但书写的我（第4/7页）

耶拉长期以来一直为一种严重的记忆丧失症所苦，这个疾病是著名的英国医生科瑞基发现的，但他始终找不出治疗的方法。为了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生病，耶拉躲进这些公寓里，但时不时会寻求如梦和卡利普的协助。为了帮他，有时候如梦或卡利普会来这里过夜，听耶拉的故事，甚至偶尔替他抄写下来，以帮助他唤醒回忆，重组过去。外头开始下雪之后，耶拉更是不眠不休地把他无穷无尽的故事向他们倾吐。

梅里伯伯陷入沉默，仿佛这一切他再明白不过。接着他哭了。他点起一根烟。一阵轻微的气喘发作。他说耶拉一直就是这么固执。他之所以个性会变得这么死硬，是为了报复整个家族把他踢出“城市之心”公寓，报复他父亲再婚时母亲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但他父亲其实很爱他，至少绝不亚于如梦。如今他一个孩子也没有了。啊，不，卡利普现在是他惟一的儿子了。

眼泪。沉默。陌生环境里的内部声响。卡利普很想告诉梅里伯伯，走吧，去街角的店里买瓶茴香酒，然后回家。但相反，他却问了自己一个他永远不会再去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有些读者只想放在自己心底，那么最好跳过（这一段）：

盛开在记忆花园中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回忆和童话，让如梦和耶拉觉得必须避开卡利普?是因为卡利普不会说故事?是因为他没他们好玩有趣?是因为有些故事他根本听不懂?是因为他对耶拉的过度仰慕扫了他们的兴?是因为他们想逃离他身上有如传染病的顽固忧郁?

卡利普注意到，如梦把一个塑料酸奶碗放到暖气的阀门下方，就像她在家里时那样。

夏天快结束之前，卡利普搬出了他与如梦所租的公寓——所有的家具都诉说着难以言喻的疼痛，他没有办法待在这个弥漫着如梦回忆的地方——搬进耶拉在“城市之心”公寓的房子。就如同他终究无法去看如梦的尸体，他也不想看见他们的东西被他父亲卖掉或送人。他再也不能用幻想来自娱，想像他们再度一起生活，仿佛重拾一本看到一半被打岔的书。过去在梦里他常这么乐观地想像，在梦里如梦会忽然又从某处出现，就好像她结束第一段婚姻后那样。炎热、窒闷的夏天似乎永无止境。

夏天结束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一群小心谨慎避开政治污池的爱国人士组织起一个新政府，宣布缉拿过去所有政治谋杀案的凶手。对此，记者们作出响应，在检查制度的监督下，他们以委婉、谦恭的语气指出甚至“耶拉·撒力克谋杀案”也有待厘清。其中一份报纸——基于某种原因，并不是刊登耶拉作品的《民族日报》，而是另一家——悬赏了一笔可观的奖金，赠送给任何能够提供破案情报的人。这笔钱足够买一辆卡车，或一家小面粉厂，或一家杂货店，可以在往后的每个月为自己带来一份稳定收入。在这笔奖金的推波助澜下，“耶拉·撒力克谋杀案”之谜再度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外省小镇的军事司令官也出动全力寻求破案，不愿意错过这个让他们出名的最后机会。

我的文字风格大概已经向你透露，此刻又是我，那个叙述一切经过的人。当栗子树再次吐露新芽的那段日子，我从一个忧郁的人逐渐转变成为愤怒的人。外省记者把各种小道消息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宣称“调查行动正在暗中进行”，然而对此，那个愤怒的我并没有太过留意。这星期他读到凶手已在山区小镇落网，但上个星期他却听说，一辆满载足球选手和球迷的公交车在那个小镇外坠落峡谷，而凶手就在这场意外事故里。隔一周后，却发现嫌犯在一个海边城镇被捕，当时他正翘首远望邻国的天际线，那儿的人付给他一大笔钱犯下此案。由于这些报道不仅给平时根本不敢想像要做告密者的民众莫大的鼓励，也激起许许多多的军事司令官采取积极行动，与其他功成名就的同事展开竞争，因此，当夏天来临时，到处都有宣称“凶手已经落网”的新闻。就在这段时间，保安警官开始三更半夜把我叫出来，带到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总部，目的是想得到更多“信息”以及一个“肯定的指认”。

除了实施宵禁之外，政府现在还关掉了午夜到早晨的电力，反正城市本身也负担不起让发电机运转一整夜。于是，伊斯坦布尔的夜晚变得一片漆黑，和那些特别热衷于宗教、有广阔墓地的偏远小镇一样。恐怖的黑暗统治着夜晚，私宰场的屠夫残暴地处决老马，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个城市以至于整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被硬生生地切成迥然相异的两半。夜半时分，我会缓缓地从桌前缭绕的烟雾中起身——几分钟前我才以比得上耶拉才华的灵感和创意，完成了最新一篇专栏——走下阴暗的楼梯，离开“城市之心”公寓，踏上空无人迹的人行道，等待警车来载我前往国家调查局。调查局位于贝希克塔斯高地，看起来很像一座高墙环抱的碉堡。城市一片荒凉，但碉堡里却生气勃勃，热闹而明亮。

他们拿出许多大头照，都是一些睡眠不足的年轻男子，一头乱发，神情恍惚，深深的黑眼圈挂在脸上。有些人的眼睛让人联想到挑水夫的黑眼珠儿子，以前当他和他爸爸一起来梅里伯伯的公寓替水箱加水时，他总会用照相机般的眼睛凝视公寓里的所有家具，把一切印入脑海。有些人则很像那些满脸痘子、吊儿郎当的年轻人，趁着电影中场休息五分钟的时间跑来找如梦，自称是“朋友的朋友的弟弟”，完全不理会跟她一起看电影的堂哥是否在旁边，或是如梦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潘吉雪糕。另外有一些人，像是和我们同龄的店员，透过男性服饰店半掩的门，睡眼惺忪地望着着返家的小学生。还有一些人——这是最可怕的一种——他们不像任何人，丝毫不会让人联想到任何人或任何事情。这些空洞的脸孔，衬着警察部门那没有粉刷、污秽、黏了不知道什么脏东西的墙壁，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常常我从记忆的迷雾中，隐约辨认出一个朦胧的阴影，不完全清晰但也不完全模糊。而每当我遇到这种踌躇难行的时刻，站在一旁的冷酷探员就会鼓励我，向我透露一些暗示性的数据，提示大头照中那张鬼魅脸庞的身份：这个小鬼头，多亏密报，被我们在席瓦斯的一家右翼咖啡店里给逮到，身上背了四件凶杀案；这个连胡子都还没长齐的小鬼，在一份拥护恩维尔·霍查的刊物中发表一段长篇大论，认定耶拉为实体标靶；这个外套上掉了纽扣的家伙，目前正从马拉蒂亚被押送到伊斯坦布尔，他是一个老师，但却不断灌输他九岁大的学生们，耶拉该当被砍死，因为他在十五年前一篇讨论鲁米的文章中，亵渎了一位伟大的宗教人物；这个怯懦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像个平凡的居家男人，其实是个酒鬼，在贝尤鲁一家酒馆里高谈阔论什么要消灭我们土地上所有的害虫，结果正巧隔壁桌的市民，满脑子都是报纸的悬赏奖金，便灵机一动向贝尤鲁分局举报他，声称这家伙在列举害虫的名单时也提到了耶拉的名字。卡利普先生认不认识这个宿醉的酒鬼，这些游手好闲整天做白日梦的混混，这些疯言疯语的怪人，这些没用的废物?卡利普先生这几年来，有没有看过耶拉跟刚才一张张拿给他看过的照片中哪个恍惚或罪恶的面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