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但书写的我（第3/7页）

隔天，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举行的葬礼上，卡利普找到机会和总编辑谈了一会儿。他解释说耶拉其实还有好几箱尚未发表的作品，尽管上星期他只交了几篇新专栏，但事实上他的写作一直没有间断。他把下层抽屉里的几篇专栏草稿重新润饰了一番，又好玩地写了几篇他从未碰过的新题材。总编辑说，他当然愿意在耶拉的老版面上刊登这些文章。于是，卡利普的文学之路就这么铺好了，往后几年，他将在耶拉的空间里继续下去。群众出了帖斯威奇耶清真寺，走向尼尚塔石广场，灵车正停在那里。半路上，卡利普看到阿拉丁心不在焉地站在店门口旁观。他手里拿着一个洋娃娃，正准备用报纸包起来。

卡利普第一次梦见如梦与这个洋娃娃在一起，是在他把首批耶拉的新作送到《民族日报》编辑室的那天夜里。把耶拉的文章递交出去后，他听了一会众人的安慰和谋杀理论——这些人有朋友也有敌人，包括了老专栏作家涅撒提——最后走进耶拉的办公室，开始读过去五天来堆在桌上的报纸。报上充满了无数引人落泪和过度褒扬的讣闻，以及土耳其当代历史上类似的凶杀案件：这些文章倾向于把罪过推给亚美尼亚人、土耳其黑手党（卡利普忍不住想用绿笔改成“贝尤鲁帮派”）、共产党员、香烟走私贩、希腊人、基本教义派宗教分子、极右派、俄罗斯人、拿克胥教派。其中有一篇由一名年轻记者所写的文章，探讨凶手的“犯案手法”，引起了卡利普的注意。葬礼隔天刊登在《共和国报》上的这篇文章，简短而明白，但却运用了稍微夸张的叙述风格。其中的角色不是以姓名而是以身份来称呼，并用首字母大写标明出来。

著名专栏作家和他的妹妹，星期五晚上七点离开专栏作家的公寓，前往皇宫戏院。电影的片名叫做“回家”，于九点二十五分散场。专栏作家和妹妹——嫁给一位年轻律师（这是卡利普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被提起，就算只是附加说明）——也在散场后的人群中。过去十天来已成为伊斯坦布尔日常规律的风雪尽管平息了，但天气依然很冷。他们穿越总督路，从安洛克走到帖斯威奇耶大道。晚上九点三十五分，就在他们来到警察局正对面时，死亡尾随而至。凶手用的是一把配给退休军人的克勒克卡莱制手枪，极有可能原本瞄准名专栏作家，但意外地击倒了两人。或许是扳机卡住了，他所发射的五颗子弹有三颗击中了专栏作家，一颗打到妹妹，另一颗则射进了帖斯威奇耶清真寺的墙壁。由于有一颗子弹命中心脏，专栏作家当场死亡，另一颗子弹击碎了他放在外套左边口袋里的笔——所有的记者都针对这件巧合而大肆渲染——这也是为什么专栏作家的白衬衫上沾染的绿色墨水比鲜血还多。左肺严重受创的妹妹，从枪杀现场挣扎着走到对街的杂货店，无视位于相同距离的警察局。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好像自以为是一个握有关键录像带的侦探，一再重复播放同一段影片，一再描述妹妹是怎么样蹒跚走进阿拉丁的杂货店，而店主人又是如何没有看到她走进来，因为当时他躲在一棵高大的栗子树干后面，被挡住了视线。妹妹跨进店里，拖着缓慢的脚步，最后瘫倒在角落的一堆洋娃娃中。文章写到这里，卡利普开始觉得好像在描述闪光灯下的芭蕾舞剧。但接下来，影片猛然向前快转，变得荒谬无比：店主人原本正忙着在打烊时间拿下他挂在栗子树干上的报刊杂志，听见枪响，吓得躲到树后，没有注意到妹妹走进店里，手忙脚乱地拉下铁卷门逃离现场跑回家去。

尽管阿拉丁的店里灯亮了一整夜，然而在附近调查的警察或围观的群众却没有半个人想到要进去看看，没有半个人知道一位年轻女子正在里头痛苦死去。同样的情形，相关单位也感到不解，枪击案发生时，站在对面人行道上巡逻的警察竟没注意到现场有两个人，更别提会主动搜寻了。

凶手逃逸。有一位市民主动向有关单位提供线索，他说，就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久，他出门去阿拉丁的店里买乐透彩券，瞥见一个阴森恐怖的人影，穿着一身奇装异服，披着怪异的斗篷，像是从古装剧里走出来的人（“看起来有点像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回家后他便滔滔不绝地向太太和小姨子讲这件事，而那时他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枪击案。文章的最后，年轻的记者期盼这条最新的线索不会再度沦为玩忽职守和能力不足的牺牲品，就如同年轻女子隔天早晨被发现死在洋娃娃堆里。

那天夜里，卡利普梦见了如梦，置身于阿拉丁商店的洋娃娃堆之中。她没有死，而是在黑暗中与洋娃娃一齐轻柔地呼吸，眨眼，等待着卡利普。然而卡利普迟到了，他无论如何就是到不了那儿。他惟一能做的，只是站在“城市之心”公寓里，望着窗外，透过泪水，看着灯光从阿拉丁商店的窗户流泻出来，映在积雪的人行道上。

二月初的一个晴朗早晨，卡利普的父亲告诉他，梅里伯伯收到了西西里地政事务所寄来的回复，资料证明耶拉在尼尚塔石的某条后巷里还拥有另一间公寓。

梅里伯伯和卡利普带着一个锁匠来到公寓。它位于尼尚塔石其中一条旧巷子里，是那种老旧的三四层楼建筑的顶楼。建筑物的外墙已被煤烟熏黑，油漆如同没有药医的皮肤病般不断剥落，前方的马路由长石板铺成，人行道上坑坑洞洞。每当走在这样的街道上时，卡利普总忍不住怀疑，为什么有钱人竟想住在如此恶劣的环境?或者反过来，为什么住在如此恶劣环境的人竟然算是有钱人?门上没有标示屋主姓名，锁匠没有费多少功夫，轻轻松松便打开了老旧的门锁。

公寓里面有两间狭小的卧室，各摆了一张床。外面则是一间靠马路有采光的小客厅，正中央摆了一张餐桌，左右各有两张安乐椅。桌子上散布着有关近来谋杀案的剪报、照片、电影和运动杂志、像是《牛仔汤姆》和《得克萨斯》的最新一期等卡利普小时候看的儿童漫画、侦探小说，和一叠叠纸张及报纸。看见一个铜制大烟灰缸里堆满了开心果壳，卡利普心里不再怀疑：如梦的确曾坐在这张桌子边，待了好一阵子。

走进想必是耶拉的房间里，迎面而来的是一盒盒的记忆：名叫“助忆宁”的补脑药、血管扩张剂、阿司匹林及火柴盒。而如梦房里的景象则让他意识到，他的妻子离家时并没有随身带走多少东西：一些化妆品、她的拖鞋、没有挂上钥匙的幸运钥匙圈，以及背面是镜子的梳子。卡利普望着这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摆在床边的那张曲木椅子上的这些物件，良久良久，有一剎那甚至恍神产生幻觉，觉得自己捕捉到了这些物品向他展示的第二层意义，掌握了隐藏在这个世界背后的、受到压抑的秘密。“他们来这里讲故事给彼此听。”回到客厅时他心想。梅里伯伯还因为刚才爬楼梯而气喘吁吁的。从纸张摆在桌上的样子判断，如梦当时正在记录耶拉口述的故事，而耶拉显然是坐在梅里伯伯此刻坐的左边椅子上，如梦则坐在对面现在空着的椅子上，听他说话。卡利普把耶拉的故事收进口袋里，以后写《民族日报》的文章会用得上。然后，针对梅里伯伯有权知道的答案，他态度温和地提出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