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进香(第2/11页)

亚齐兹向巴特先生提出报告。巴特先生找来一位懂英文的抄写员。几天后,我又染上感冒卧病在床时,巴特先生差人送来他的估价单:

从斯利那加到帕尔吉米,搭乘汽车 30.00

三匹骑乘用的马 150.00

两匹运载行李的马 100.00

帐篷和厨具 25.00

桌椅和床铺 15.00

一个脚夫 30.00

小计 350.00

清洁工 20.00

额外的搬运工和脚夫 20.00

小计 390.00

从8月11日到8月17日

七天口粮 161.00

总计 551.00卢比

若搭乘汽车到伊姆里·纳锡,需另加100卢比。

这份用英文书写的估价单,字体怪异,许多英文单词的拼法乱七八糟,但它所估的价钱,我大致看得懂。只瞄一眼,我就看出来,我被他们当成一只肥羊了。我感到很难过。我和他们相处四个月,对他们可谓仁至义尽,能帮忙的事情我都大力帮忙,甚至为他们举行一场派对,然而这伙人竟然用这种方式回报我。他们太让我失望了。我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两天,心情低落,一看到这份估价单,登时气得从床上跳起来。我推开亚齐兹,冲到窗口,把窗户推开,扯着嗓子朝巴特先生叫嚷(我的声音听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怪异,很诚恳却又不很诚恳,大概因为在呼叫的过程中,我尽力提醒自己,我必须使用巴特先生能够理解的字句,就像跟小孩说话那样):“这样做不好啊,巴特先生。巴特老爷,这样做不诚实。巴特先生,你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吗?你伤了我的心。”

巴特先生正站在花园里,跟几个船夫说话。他慌忙抬起头来,一脸诧异。然后,我看见他那张向我仰起的脸庞,刹那间变成一片空白,毫无表情。他什么都没说。

发泄完后,我觉得自己很愚蠢,感到非常羞愧,于是就悄悄把窗门关上,蹑手蹑脚回到床上。以前常听人家说,印度这个国家会把人们性格中那些隐秘而丑恶的层面激发出来。刚才大声叫嚷的那个人,莫非就是真正的我?这就是印度对我造成的影响吗?

不论如何,经我这么一闹,整个旅馆的人都吓坏了。等我冷静下来后,他们纷纷走进我的房间,环绕在我床旁,跟我逐项讨论估价单上的价目。他们显得很忧虑,仿佛我罹患的是某种恶疾,而不仅仅是感冒。从他们的神态和口气中,我也看得出来,他们心里责备我:我跟他们相处这么多个星期,却一直刻意把自己那容易感情冲动的个性隐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他们才会一时失察,开出这么一份估价单。这又怎能怪他们呢?

磋商了半天,我们终于从估价单上删掉好几十个卢比。大伙儿又变成好朋友。巴特先生显得很开心。他亲自陪同我们到帕哈尔甘,给我们送行。亚齐兹也很开心。他头上戴上自己的毡帽,身上披着阿里·穆罕默德的蓝色条纹西装,脚上穿着拖鞋(巴特先生拒绝再借出他的皮鞋)和我的一双袜子。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手下并没有一大群随从。但话说回来,到山里进香,谁又会带着一大堆跟班呢?我们手下倒是有几个仆从,我们得为他们准备另一座营帐。日落时分,我们来到昌丹瓦里村,在炊烟袅袅、人潮汹涌的树林里扎营。在亚齐兹快速明智的安排下,大家齐心协力,突破重重限制,为我们建立起一座颇为温暖舒适的营帐。亚齐兹忙进忙出,向马夫和助手发号施令,对我则表现出一副曲意奉承近乎夸张的恭顺态度。整个营地乱成一团:满坑满谷的帐篷和绳索、用石头堆砌成的炉灶、成群蹲伏在树丛中大小便的进香客。林中早就散布着满地粪便。黎德河畔每一块大圆石,只要人们能够攀登上去,就会出现一堆堆臭烘烘的排泄物,而我们的营帐就坐落在河边。亚齐兹想尽办法,让我们跟其他进香客保持一个距离。他把我们当作展示品,向众人炫耀。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专长。那天早晨,我们从旅馆出发前往古尔玛格村时,一路上,他喜滋滋地告诉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他跟随我们去古尔玛格村度假。而今,在帐篷里,他一面倒热水让我洗手,一面喜滋滋地告诉我:“一路上每个人都问我,‘你家老爷是谁啊?’”听他的口气,仿佛在恭维自己似的。

可没想到,隔天他就碰到麻烦了。从昌丹瓦里村出发,香客们沿着鹅卵石的黎德河畔,轻快地行走了约莫半英里路,来到那座高达两千英尺宛如石墙一般矗立在路旁的琵苏·格堤峭壁。这儿,山路变得非常狭窄。一连两英里路,它蜿蜒穿梭在乱石堆中,一直往上攀升。根据传说,这些石头是被神杀死的妖魔变成的。香客们排成长长的一纵队,慢吞吞地鱼贯行进。在昌丹瓦里村,整个队伍停顿下来,动弹不得。干等了好几个钟头,队伍才开始移动。我们终于走出村子。就在这当口,我们蓦然发觉,我们手下的一个马夫,竟然趁着我们今天早晨昏睡时悄悄开溜。这一下,亚齐兹可就有苦头吃了。沿着山径,一路攀登上琵苏·格堤峭壁顶端,马夫必须时时守在马身旁,牵着它们,催促它们上山——一路上,我们不时听到马夫们的吆喝,偶尔还听见砰然一声,行李从马背上掉落下来。亚齐兹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乖乖从马背上爬下来,牵住那匹驮载着帐篷、主人却潜逃无踪的马,沿着陡峭的小径,一路陪伴它上山。瞧他那副德行:身上披着蓝色条纹西装,头上戴着毡帽,脚上穿着尼龙袜子,伸出双手托住马的臀部,把它推送上山。据他自己说,医生曾禁止他走路。这会儿,他也顾不得什么尊严了。他就像一个小孩,开始抱怨。他用克什米尔语大声诅咒,发誓要报仇。他要求我写信给观光局长马丹先生。他手上那根马鞭不停挥舞在空中,啪嗒啪嗒响。“该死的猪猡,王八蛋!”他用英文大声咒骂。他脚上那双尼龙袜子松脱了,一直滑落到他那两只趿着拖鞋、使劲蹬着地面的脚丫子上。我们不理他,自顾自策马前进。亚齐兹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回头一望,只见他牵着马,小心翼翼穿梭在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上,不时还得闪躲散落一地的帐篷杆。每回头望一次,我们就发现他变得更渺小,更憔悴,更愤怒。

我们攀登到峭壁顶端,停下脚步,等待亚齐兹。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他气急败坏地驱赶着那匹倔强的马,可怜兮兮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身上那件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蓝西装沾满尘埃,变成黄褐色,就像我借给他的那双尼龙袜子的颜色。袜子顶端已经滑落到脚跟上。他那张狭小尖细的脸庞淌着汗,风尘仆仆。看着他身上那件皱成一团的衣裳,我可以感觉到,他那双不良于行的腿正不停打着哆嗦。看他那副狼狈不堪的模样——从高高在上的管家,一下子沦落成低三下四的克什米尔马夫,我原本有点幸灾乐祸,但现在看到他这副可怜兮兮的嘴脸,我反而感到有点不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