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进香（第3/11页）

“可怜的亚齐兹，都是那个该死的马夫害你变成这个样子。”我说。

我不该安慰他。从这一刻开始，他从早到晚喋喋不休，只顾埋怨那个临阵脱逃的马夫。“老爷，您一定要扣他的薪饷！您一定要写封信给‘光光局’的马丹先生，检举这个马夫，要求政府吊销他的执照！”为了补偿他一路徒步走上琵苏·格堤峭壁的辛劳，他骑着马，从这儿一直走到舍施纳格湖。我们叫他下来，让他的助手骑一会儿，歇歇脚，但他装作没听见。我们只好自己下来，把马让给助手骑。这个可怜的助手，爬上琵苏·格堤峭壁后就被亚齐兹当作出气筒。在这座高山上，呼吸很困难，徒步行走更是痛苦，即使爬上一段平缓的山坡，也会让你气喘吁吁。根据合约，我们必须提供亚齐兹一匹坐骑。这会儿，只见他高高地骑坐在马背上，威风凛凛，一路策马前进。他又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管家，身上背着一个英国热水瓶，顾盼自如，好不得意。（“这只热水瓶挺美的！”他伸出手来，一面抚摸热水瓶，一面模仿我们说话的口气对我们说。）一路上，他不时停下来等我们。一等我们赶上来，他就央求我：“您一定要向政府检举那个马夫！您一定要请求政府吊销他的执照！”从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我看得出来，他心里真的恨透了这个马夫，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在我们身前和身后，进香的队伍绵延成一条细细的、歪歪斜斜的长线，看不到起点，也望不见尽头。人类的渺小，凸显出大自然的壮阔。进香客的行动，衬托出山脉的沉寂。山路上的泥土早已经被人们践踏成灰尘，厚达好几英寸；你一脚踩上去，一团灰尘就跟着飞扬起来。队伍在狭窄的山径上鱼贯而行，缓缓前进。你不能超越别人，可也必须提防别人超越你。灰尘充塞在湿漉漉的岩石底下。灰尘飘散在山沟中凝结的冰雪上。在一条山沟中，伫立着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克什米尔人。他手里握着一把铲子，不停地挥舞着，铲起地上的积雪，以几文钱的代价，卖给路过的进香客。队伍后面的人不断向前推挤，前面的进香客无法停下脚步来。卖雪的克什米尔人挖起一铲子冰雪，拼命往前冲，追上已经离开的进香客，匆匆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又慌忙跑回来，挖起另一铲子冰雪，卖给另一群进香客。就这样，一整天他在山径上不停挖掘跑动。他一年只做这一天的生意。

我们已经跨越林木界线，这会儿，正向奶绿色的舍施纳格湖和湖中的冰川一步一步行进。从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的那篇文章，我得知，冰冷的舍施纳格湖水具有神奇的疗效。他那个进香团的一些成员，不辞劳苦，徒步走下半英里长的山坡，来到湖畔，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神圣的湖泊中浸泡一番。但卡兰·辛格自己却采用一个折中办法：“我必须承认，我使用的是一种非正统但比较便捷的方法——我叫人把湖水挑上来，把它烧热，再让我沐浴。”我很想在这个地方逗留一会，到湖畔走一趟，但后面的进香客不断推挤上来，而亚齐兹也急着扎营，不愿在这儿停留一分一秒。

亚齐兹的焦急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抵达时，整个营地已经挤满了进香客。山中，水流湍急。乱石满布的河岸上早就蹲着长长一排进香客，一个个脱下裤子，开始大解。我们若晚到几分钟，也许就找不到一个比较干净的地点，洗去身上的灰尘。数以百计的马，卸脱了身上驮载的行李，这会儿正蹒跚踯躅在山坡上寻找青草。这些马，肯定会有好几匹死在旅途中。晚霞金灿灿的，洒照在舍施纳格湖畔三座雪峰上。夕阳中，只见整个营地炊烟袅袅，四处弥漫，把那一座座帐篷转变成群峰林立，在暮霭中缥缈的小山脉。印度教的苦行高僧接受克什米尔政府供养，分成两排，坐在一个空旷而不受污染的地点，正在用餐。落日照射下，他们身上的橘黄和猩红袈裟显得格外灿烂夺目。这些高僧是克什米尔观光局从印度各地邀请来的上宾。我猜，这是一种公关手段，目的在于推动克什米尔的旅游业。在官方用语上，我们全都是“观光客兼进香客”。

亚齐兹依旧喋喋不休，要求我惩治那个半路落跑的马夫。我知道他把我当成报仇的工具，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抗拒，乖乖任由他摆布。在他苦苦哀求下，我终于屈服。晚餐后，我让他带领我穿过冷飕飕暗沉沉的营地，钻过一根根四处悬挂的绳索，跨过一条条闪闪发光的沟渠，经历重重险阻，来到进香团随行官员的帐篷。昨天傍晚，我在昌丹瓦里村见过这位官员，今天晚上他看见我，显得非常高兴，亲切地跟我打招呼，把我迎进帐篷里。我也感到很欣慰。为了亚齐兹，也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这个营地中还拥有一点影响力。这一切都看在亚齐兹眼里。显然，他感到很满意。如今，他不再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管家，他只是我手下一个卑躬屈膝、亦步亦趋的仆从。在他操纵下，我变成了一个受骗的观光客，是权利遭到侵害的一方。陈诉完毕后，亚齐兹悄悄退出帐篷，留下我一个人单独面对这位官员。我强打起精神向官员说明事情的原委。官员煞有介事地掏出笔记本，逐项记下我的控诉。然后，我们谈起组织这么一个进香团会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请我喝杯咖啡——印度政府咖啡委员会赠送的。

我坐在咖啡委员会营帐里喝咖啡。就在这当口，一个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的白种女孩走了进来。

“嗨！”她打个招呼，一屁股在我身旁坐下来，“我叫乐琳。”

原来是个美国妞。她说，参加“雅特拉”（印地语，进香团之意），她感到非常兴奋。这个女孩说起英文来总爱夹杂着几个印地语。

乐琳长相还挺吸引人。但这种年轻貌美、四处浪荡的美国妞，我遇得太多了。把她们当作美国中情局或其他情报机构的间谍，倒是挺有趣的。但这种美国女孩实在太多了，不可能全都是特工人员。事实上，她们是一种新型的美国人。这种美国人男女都有。他们云游四海，混吃混喝。我在埃及就曾经碰到一个。她来探访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德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港，每天只靠几个披亚斯德过活，成天吃些不干不净的东西，愿意接受任何东方形式的资助。在希腊，我曾经请一个厚颜无耻、公然伸手向人乞讨的美国佬吃饭，把他喂饱。据说他还是个“教师”！他说他不曾上过餐馆，也不曾住过饭店：“看到门，我就敲。”（这家伙肯定是中情局的间谍。有趣的是，他也把我当成一个间谍。他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即使是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都会碰到印度人呢？”）在新德里，我遇到这类美国人中最老练的典型。他是个“研究生”，举止言谈却十分粗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参加一场婚宴，结识一个陌生人，于是就毫不客气地搬进他家，一住就是六个星期。对这帮美国佬来说，印度（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具有异常的吸引力：“文化”的卑微固然甜美，但“精神”的卑微却要甜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