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第四章（第2/12页）

这一切都是由杜舍门夫人从苏格兰回来开始的。她立刻把温诺普小姐叫到牧师宅邸，那时已是深夜。在高高的银烛台上的烛光里，她靠在栎木嵌板上，整个人看上去像一块瞪着深色眼睛的、头发乱糟糟的杂乱大理石。她用机器一般生硬的声音叫起来：

“你是怎么搞掉一个孩子的？你以前是女佣。这事你一定知道！”

那是一记重击，这是瓦伦汀·温诺普人生的转折点。过去几年里，她过得都很宁静，当然，略带一丝忧郁，因为她爱着克里斯托弗·提金斯。但她很早就学会过着没有他的生活。她眼中的世界充满着舍弃，充满着高尚的事业和自我牺牲。提金斯是个一直来拜访她母亲的、善于言谈的人。只要他在房子里，她就很开心——她在女仆的储藏室里忙着准备下午茶。除此以外，她为她的母亲努力工作。总体而言，天气都不错，她们居住的这个国家的一角一直都很清新宜人。她的身体非常健康，偶尔骑着那匹靠得住的马儿去兜风。提金斯卖掉乔尔的一套马具换了它。她的弟弟在伊顿表现十分出色，得了好几次奖学金什么的，一旦进了牛津的莫德林学院，他就几乎不用母亲资助了。他是很了不起的、愉快的男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上的激进举动而被开除，当选什么职位或者成为学校的骄傲，对他来说，也都不是不可能。他是个共产主义者！

牧师宅邸住了杜舍门一家，或者说只有杜舍门夫人，还有，大部分的周末，麦克马斯特会在那附近。

对她来说，麦克马斯特对伊迪丝·埃塞尔的热情和伊迪丝·埃塞尔对麦克马斯特的相似的感情，是生命中最美丽的东西之一。他们似乎畅游在这片克制的、美丽的、坚守的、等待的汪洋大海中。麦克马斯特并未引起她个人多大兴趣，但她信任他，因为伊迪丝·埃塞尔对他的热恋，还因为他是克里斯托弗·提金斯的朋友。当引用别人的话的时候，她从来没听他说过什么独创的东西，它们显得很恰当，而不是让人印象深刻。但她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就是那个对的人——就像人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乘坐的特快火车的引擎很可靠一样。正确的人为你做了选择……

直到杜舍门夫人在她面前发了狂，她才第一次意识到她崇拜的朋友，她像坚信伟大、晴朗的土地一样坚信着的朋友，是她所爱的人的情人——几乎从她见到他的第一眼以后就是……而且在杜舍门夫人身上某个地方，储存着极其粗鲁的性格和极其粗俗的言语。她气得在深色栎木镶板旁的烛光里上蹿下跳，尖叫着以粗俗的言语咒骂她对她情人深深的恨意。这个傻瓜对他自己的事情不了解吗，还不如……还不如，利斯港口那个脏兮兮的鱼贩子……

那么，要银色烛台上那些高高的蜡烛干什么？还有那些陈列室里抛光的镶板？

瓦伦汀·温诺普可没有白当穿着旧棉布裙子的小煨灶猫。她和一个醉醺醺的厨娘睡在伊令的一栋房子的楼梯下面，一个病恹恹的女主人和三个吃太饱的男人在一起。她相当了解人类对性的需要和放纵。但是，就像所有那些大城市里不那么有钱的仆人通过幻想美丽的物质、高雅的气质和诱人的财富来自我满足一样，她一直认为，在远离伊令，远离这里吃得太多，又像牡马一样嘶喊的郡县政务委员们的地方，有一群快活的人，他们有操守，思想也很美好，毫无私心，小心谨慎。

而且，直到那一刻为止，她还想象她自己就在这么一个世界的边缘。她认为一个以伦敦为中心、全是美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就围绕着她朋友。她把伊令抛在了脑后。她认为，真的，她曾经听提金斯说，人类一半是严谨准确、积极建设的知识分子，另一半只是用来填坟墓的……现在，这些严谨准确、积极建设的知识分子都怎么了？

最糟糕的是，她对提金斯美好的向往怎么了？因为她没法再认为它是任何别的东西了？当她在女仆的储藏室里，而他在她母亲的书房里的时候，她的心还能再歌唱吗？还有，她所知道的提金斯对她的美好的向往怎么了？她问自己这个永恒的问题——她知道这是个永恒的问题——男人和女人是否永远没法保持这种对美好的向往。然而，看着杜舍门夫人，在烛光里急急地横冲直撞，脸色白得发青，头发乱飘，瓦伦汀·温诺普说：“不！不！躺在芦苇丛里的老虎总会抬着头的！”但是老虎……这老虎更像一只孔雀。

提金斯，在茶桌的另一端抬起头，从她母亲身旁用悠长、沉思的眼光看着她。相较于蓝色的、突出的眼睛而言，难道他更应该拥有在瞳孔处纵向分开的眼睛吗——无论是闭着，还是睁大的时候，都在黄色的虹膜上闪着绿色的、幽暗的光芒？[217]

她意识到伊迪丝·埃塞尔对她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因为一个人没法受到巨大的性方面的惊吓还不受到影响，或者好多年里都不受到丝毫影响。即使这样，她还是和杜舍门夫人在一起待到过了半夜，直到这位女士像装在孔雀蓝包装纸里的一小包骨头一样瘫进深深的椅子里，拒绝移动或者说话。在那之后，她也没有松懈她对她朋友忠诚的等待……

第二天战争开始了。那是一场纯粹苦难的噩梦，无论白天黑夜，从未有一次停歇。那是在她弟弟四号早上从诺福克湖沼公园的牛津共产主义暑期学校回来后开始的。他戴着德国军官学生帽，喝得烂醉。他之前在哈里奇为德国朋友送行。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一个喝醉的男人，所以这对她来说是件好礼物。

第二天，清醒了以后，他几乎更糟糕了。一个像父亲一样帅气、肤色略深的男孩，长着母亲的鹰钩鼻，总是有点站不稳，并不疯狂，但他当时持有的任何观点几乎都有些过于激烈。在暑期学校里，他的老师是一帮持各种各样观点的言语刻薄的家伙。迄今为止，这都还不重要。她母亲给一份托利派的报纸写专栏。当在家的时候，她弟弟编辑一份牛津的反对派宣传刊物。但母亲只咯咯笑了笑。

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他们两人似乎都充满了对流血和酷刑的渴望，两人都完全不注意对方。好像——之后的那些年，对这段时间的记忆与她时刻相连——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她的母亲衰老了，跪在地上，那个姿势她很难站起来，对上帝叫嚷着沙哑的祷告，让她用自己的双手扼死、折磨、剥了那个叫皇帝[218]的家伙的皮。而在房间另一个角落里，她的弟弟站得很直，肤色微深，满脸怒容，言语尖刻，一只手在头上握紧，祈求上天诅咒成千上万的英国士兵因痛苦而死，鲜血从他们被烧焦的肺部喷涌而出。似乎爱德华·温诺普[219]喜欢的共产主义领袖试图在一些英国军队或所属部队里引起不满情绪的时候失败了，而且败得很令人感到屈辱、遭人嘲笑或忽视，而不是被丢进饮马池，被射杀，或者被当成烈士。因此，很显然，当军官的英国人应该为这场战争负责。如果这些低贱的混薪水的家伙拒绝去打仗，那几百万处境艰难、被吓得胆战心惊的人就会丢下他们手里的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