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8

前面的篇章是个“蒙太奇”。因为顾及真实可靠，我尽量从奥克塔夫的作品中摘录出他自己的独白。我没有使用引号的片段，也是我经常仔细掂量这位诗人作品里冗长而无法原样照搬的注释。我自己造出的字句只不过是粗针大线的连缀，然而我还试图在里面加上他本来节律的印痕。我当然知道，在一天之内要把他整个一生数十年展现的感情和冲动集中起来，这样的方法很有缺陷。但是肯定地说，我们发现这种感情、这种激情在奥克塔夫作品中始终持续不断，无休无止地干扰着这个深思熟虑到有点病态的人。只有一个细节肯定是杜撰的：没有任何迹象表示那位诗人在一八七五年是骑着马走过从阿克兹到拉巴斯杜尔的大路。但他保证骑马走过更远的路。如果那天他在这段路上是乘车的，就像随后的两次一样，那他一路上的思绪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发现，这个仿佛是召唤亡魂的工作很是奇特。差不多隔了一世纪之久，我召唤的并不完全是奥克塔夫的幽灵，而更像是他本人，一八七五年十月二十三号在这里往返，毫不知情地由他的“外甥孙女”陪伴着。而这外甥孙女是他死后二十年才出生的，在选择让他返魂还阳的那一天，差不多已正是伊雷内夫人当年的岁数。这真像时间在玩着镜子反射的游戏。

我承认，我费了许多时间才提起对这位“奥克塔夫舅舅”的兴趣。第一次回到阿克兹探望时，只是到成年才有了这些事后的追忆，而且，每当我们尽力找回儿时的记忆，这些线索就乱成了一团。我父亲的藏书中，连一本费尔南德的亲戚的作品都没有，大概作品中那种灰色的文风和严肃刻板的修辞手法让他很厌恶。我母亲儿时特别喜爱的这个诗人的某些话，由母亲告诉他再从他的嘴里说出来，都变成了一钱不值的东西。在有关兄弟俩的故事当中，最让他激动的是围绕着雷莫的死那些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话。这些话让我父亲恼火，仿佛也让母亲不高兴。对某一时代、某一阶层的约定礼法表示愤怒并不特别适合像我父母这样只有一半叛逆精神的人。多年以后，我有幸得到了泰奥巴尔德舅舅留给我的一批装帧精美的书籍作为遗赠，其中有薄薄的一小本，装着摩洛哥软皮子的书脊。里面有一八九七年出版的有关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我留待以后再谈。第二篇对雷莫死于一桩事故作了评论。泰奥巴尔德把“事故”这个词涂改掉了，而且在空白处加了一个惊叹号。

一九二九年我到比利时小住时，曾到阿克兹去看望皮尔麦茨男爵和男爵夫人（岁月推移，这家得到了爵位封号），就是那位诗人的侄孙和侄孙媳妇。他们的儿子和媳妇，埃尔曼和埃米丽年轻力壮，精力充沛，面相端庄，生活充裕，帮着他们为这古老的宅邸尽地主之谊。孩子们占据着育儿室，其他的许多人也都还在。我在客厅里又见到了那十七世纪的织着神话故事的华丽壁毯。当年奥克塔夫就是在这里为他的母亲读《朗塞的一生》。他的画像色彩已相当暗淡，是当时一个学院派的画家冯·勒里尤的作品。看那面相，若不是有一抹淡淡的胡须和下唇底下小小的黑痣，让人觉得面前是一位六十年代的纨绔子弟，人们满可以把他归入天使一般的人物；一只白暂的手仿佛出自凡·戴克之笔。我也看到了小教堂。我没有看那间卧房，奥克塔夫在死前的六年再也不打算进这间房了，就把它恢复到他弟弟离开时的那个样子。仍然活着的哥哥在那里堆放着死者的许多画像、手稿和在旅行后带回来的版画和素描，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手风琴，夏夜里支起来望天的望远镜。作为一个不太讲究整齐的学者，他把雷莫最后翻阅过的几本书挪到他从列日带回来的书桌上，八音盒放在壁炉上面，停留在那不祥的乐曲最后几个音节上，挂钟停止在离去的那个时刻……真是一个奇特的博物馆……自然，他也在玻璃板底下放着雨果和米什莱在“致命的事故”之后，给家里寄来的唁函，这是大师们给予一个崇拜他们作品的年轻人的荣誉。但是，半个世纪的光阴和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许多变动和遗忘。如果这间房还存在，那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提及这个召唤幽灵的渊薮。

况且，一天的时间并不都搞文学。里亲王要来吃午饭，还要参加鸽子射猎。狩猎在花园中间的一个亭榭式的建筑附近举行。如果我记得还算清楚，没有把亲王跟乡下其他的邻居弄混的话，亲王是个又矮又胖的人，带着有些乡土气的精细考究，这是许多亲王的共同特点。我生平唯一一次目睹了这场体育盛会。美丽的鸟儿闪着青灰色带波纹的丝光，早被看林人装在一个白色的木头箱子里，这时从一个篮子里一只接一只地放出来，客人们在枪里装上弹药。鸽子以为获得自由了，快乐地鼓起翅膀。一声枪响马上把它打中。如果是打死了，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直落下来；也许相反，飘飘摇摇地掉下，在地上挣扎很久，一直到看林人手脚麻利地结束了它们的性命，而人们又开始新的一轮射击。

第二天，我到特万的保罗·乔家里去，他是奥克塔夫在服丧期间在拉巴斯杜尔城堡的客厅里看见的那个小路易丝的儿子，娶了“大蜂鸟”的一个孙女。他们的房子里幔着印花的壁布，很有外省老宅的那种魅力。我估计这就是路易·特鲁瓦的老家。一个全家照片的相册放在独脚小桌上，有两三页专门留给“奥克塔夫舅舅”。奥克塔夫正在写作，据说他在大白天也关起百叶窗，点起两支蜡烛，为了隔开外面的世界；奥克塔夫戴着半截面具，用它换了另一个面具；奥克塔夫和一只骷髅；奥克塔夫捧着一束鲜花，就像他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夜也手持花束献给贞女罗拉的圣骨盒一样；奥克塔夫和他驯养的野猪。当然，这些具有诗意的相片引起了我的遐想。我问保罗在他的藏书中有没有我“舅姥爷”的书，他只找出来了第一本《树荫集》，还有伊雷内姨姥姥收集的那本庄严死亡的总汇。

我曾对我的曾姨姥姥稍有微词。我觉得伊雷内·德里雍属于那种无懈可击然而又违背常情的母亲，她们充塞在整个时代，像梦中的恶魔似的压迫着她们儿子的命运。一九二九年，我还对她毫无了解，但是她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批判精神和她那淡而无味的说教让我惊异。那里头什么都不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说到不信上帝的伏尔泰把他自己的大便吃了下去。必须翻阅一下这类的作品，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我儿时的那些激进分子身上会有反教权主义的病原体，甚至在列宁格勒还开了一间可怜巴巴的无神论博物馆，以及接下来的事件。对于我曾姨姥姥这本抄录编辑的东西我并非全无敬意。这位身穿带撑架长裙的夫人试图正面地审视最高的现实。她收罗了许多现成的范例以完成这伟大的历程，这种事情在她那个时代并不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少见。哪怕只听到一句她们认为猥亵下流的话就会气得昏厥过去的圣女们，在客厅里也会从容自在地交谈有关临终的人那丑陋肮脏的细节。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爱情是公开的，我们的死亡就是消失。在这两种不便公之于众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