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8（第2/6页）

刚看到头几页，伊雷内的儿子所写的书就让我读不下去了。它的内容、包含着的所谓“思想”，以及他始终喜欢但又与他缺乏明快犀利的风格不太适应的形式，差不多跟他母亲那老生常谈的虔诚一样，让我感到不痛快。我青年时代的初期，跟“奥克塔夫舅舅”年轻时一样，热衷于古典著作，在这以后，我一下子发现了跟我同代的作品：《追忆逝水年华》、《梵蒂冈地窖》、《杜伊诺哀歌》、《魔山》。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崭新的珍宝，跟这相比，在阿克兹索居生活中写出的东西就格外显得苍白了。但是如果保罗·乔在那天晚上把《雷莫，一个兄弟的回忆》借给我，他那古旧的风格大概仍然会使我感动。对于一个善于读书的人而言，他的每一页上字字句句都像在流血。如果他给我《致约瑟的信》，我会沉溺于年长的奥克塔夫向比他年幼的朋友诉说的、令人心碎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我一定会发现那孩子突然面对学校的墨守成规、同学们的粗鲁放肆和学业的庸常无聊所感受的苦恼，于是逃匿到音乐中去；他那孱弱的体质，使家里最终决定任凭这个男孩留在他喜爱的孤独当中。所有这一切，与一位奥地利的年轻贵族的历史惟妙惟肖地相似，就像我一年以前在《阿莱克西》中所叙述的一样。我也许还会发现在奥克塔夫与普雷斯堡那个大学生之间的一些更为隐秘的事。不管怎样，如果说贫穷对于阿莱克西是个决定性的问题，而比利时的一个年轻人，他母亲继承了一座煤矿，就根本不把穷富放在考虑之列。我看，幸亏保罗的书架子上没有这两本书，或者至少那天晚上没有找出来。不应该过早地让家里的这些幽灵把自己缠住。

我在那里曾待了四十年。其实，一九五六年我到阿克兹去探亲并不是要研究奥克塔夫。那次去与诗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的侄孙女埃米丽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接待了我。她的丈夫和长子在达豪集中营被枪毙了。这件旧事我到很晚的时候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是个新闻。一个居孀的妇人由一个儿子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儿陪伴着，在一座弥漫着十一月的暮色的老宅里，直接就进入了诗的境界。奥克塔夫和雷莫曾时常在一起读欧里庇得斯的《请愿的妇女》，也许在当时就会想到安德洛玛刻追忆她死去的亲人。尤其是雷莫，那些特洛伊妇女们的哀怨之声更加强了他自己对和平主义的信念。我也想起在天空飞翔的鸽子突然被打死。

直到去年，着手撰写这部作品的几个月之后，我才又认真地去追寻那已变得苍白的幽魂。那时我得到了奥克塔夫的两部作品，然而对于我的计划来说，那两部是最不重要的。我必须感谢一位比利时朋友的豪爽大度，他给了我好几本一九〇〇年作者死后“根据作者的遗愿，在巴黎由佩兰学院书局及那慕尔的出版商雅克·戈代纳”出版的毛边本。原来这些书是阿克兹城堡的主人馈赠给那人的父亲，那人又把书给了我。那时他父亲还是鲁汶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城堡主人感谢他帮助了皮尔麦茨家的一个年轻人准备考试，这孩子并不像奥克塔夫那样，也喜爱文学。（从日期上考校，这人不是后来给德国子弹打死的那个埃尔曼。）不管我能不能用咒语让“奥克塔夫舅舅”从这几部书页已微微发黄的书籍里走出来，我希望至少在若干时日之内，使他脱离周围人对他礼貌的冷漠态度，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样的态度在公墓一般的图书馆里过度保护了许多出色的作家，而他们的作品从来没有被人好好读过。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风格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一个人的教养与他的文风之间时常有很大的距离。奥克塔夫是如今已不复存在的那种文人，在他那个时代这种人也很少，即使说他并非出身于一个文学的环境（在这一点上，伊雷内夫人是个例外），至少他周围的人都热爱音乐，并且具有十八世纪的世家早一辈人中常见的科学观点。邦雅曼·皮尔麦茨跟他的兄弟亨利和维克多以及妹妹亚森特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室内音乐会，从吠叫的狗群中偷得片刻休憩。莱奥纳昂叔叔曾写过一本天文学概论，大概把他的望远镜和对天文学的兴趣都一并留给了雷莫；亚森特姑姑让奥克塔夫读《摩诃婆罗多》。乍一看，那个时代两兄弟关于希腊拉丁文化的广博知识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其实特别是在法语国家里，除了科学家和教授的圈子之外，这种现象始终并不常见。即使在专家的圈子里，希腊拉丁文化方面的知识一般也表现在更为狭窄的语文学和学术的范畴。只在德国或特别是在英国，人们才能看到年轻人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在公园的大树底下阅读赫西奥德以及忒奥克里托斯的作品。奥克塔夫的第一部作品上，有一段马克·奥勒留的希腊文语录作为题铭，他的《思想集》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还有《楷模集》始终充实着他的精神生活。在意大利文方面，他还是属于学习并欣赏彼得拉克的那一代人，同时他们这一代也了解并赞赏雅克波纳·达·托迪了。在那些法国的大师们中间，他不断地恢复蒙田的风格，而且实践圣西门的原则。要向一个作家讲授写作技巧，再也没有比他们更雄健更现成的向导了。但这些伟大的古典派人物，仿佛是某些特别富于营养的食物，必须加上其他的一些更容易分解的食品使之稀释，多加一些甜味才能被人消化。奥克塔夫的作品中有《忒勒玛科斯历险记》中的细腻和夸张，又有夏多布里昂的梦幻。还很年轻时，他就觉得雷莫是他的上帝和第二个化身。这些厚重的帷幕一直到最后都束缚着他真正的个性。同样，到了二十世纪，我们发现，模仿兰波的结果就是阿尔蒂尔一整套的放荡不羁的作风。

除了对普卢塔克书中英雄人物的崇拜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帮助他正视这个自杀事件，经常阅读古代诗人的作品也不能让他在表现爱情时摆脱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羞恶之心，遵循昔日里大师们的原则并没有使他获得免疫性，抵拒住三位具有基督教感情的女文人的影响：加斯帕兰夫人；斯威奇娜夫人，同时欧也妮·德·盖兰夫人不断地到莫里斯那里去，就像伊雷内总去找她的儿子一样。人们在阿克兹城堡的客厅里多次高声朗读这些夫人的作品，还伴随着捍卫正确原则的辩论。其间，蒙塔朗贝尔因为娶了一个梅罗德家的姑娘受到格外的重视，还有杜庞卢大人，奥克塔夫把他称为“奥尔良出色的主教”，而普鲁斯特却责备他促使整个一代法国贵族青年说一种十分蹩脚的法语。尽管奥克塔夫的态度显然极为真诚，但从他的篇章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出自扭曲灵魂的高贵风格，以及那种被改造得狭隘局促、经常显得纤巧孱弱的语言，都要由这些出色的作家来负责。当然，我们不至于像纪德那样，认为只有怀着善良的愿望才能制造出蹩脚的文学作品。我们明白，即使怀有恶意，任何的文学作品也都能弄出来，而且弥漫在地狱里的谬误并不比在天堂里少。无论如何，奥克塔夫使用的在当时已有些过时的风格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来自他是法国的外省人和比利时人这双重的身份。就是这个萎靡不振而又庄严轩昂的法国人，在巴黎严肃正经又有些谈玄倾向的各个客厅里还被大家认为是个出色人物：在当布勒斯夫人和维尔巴黎西侯爵夫人周围的那些人，无论是说还是写，都弄不出来别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