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与性压抑（第3/5页）
但是，挫败感是教育关系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似乎是在长辈们聚会时才发生作用。聚会在一个幽闭的空间进行，人们赞美回归到一种基本的自然道德的价值：女舞者出现时，下流地披着几层衣服，然后逐渐剥去这些衣服，露出四肢，诱导旁观者相信净化精神的结果即将到来。在理想的状态下，舞者脱到适当的时候应该结束。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村长准确的命令下——最后她身上还保留了几件基本衣物，或者假装要脱光，却突然在洞穴的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一来，当地居民从这些地方出来，心里仍然对刚才的欲望念念不忘。
然而，研究人员面临的问题是：困惑和挫败感是通过决定有意设置的吗？或者这些状态部分地是由某种更深层次的、影响族长和村长决定的、在米兰人生存之地所固有的本质的东西所造成的？这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主宰当地人的魔法心态的深深的源泉，我们意外地碰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妈们，她们才是这个野蛮部落的灵魂暗夜的起源。
3.卢多维卡门悖论
（论一个拓扑现象）
要解释当地人的困惑、被动，包括同样是他们特点的拒绝适应所处社会的文化方式，有些科学家信奉由帕奥·吉利巴教授所提出的、在人种学层面所做的假设。她是这样系统阐述她的假设的：土生土长的米兰人（Milanese native）之所以处在困惑当中，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前、后、左、右指令，从而也就没有方向的“魔术空间”里，因此，确定方向是枉费心机。所以，确定目标的努力也成为不可能——这导致当地人的各种大脑功能萎缩，处于到此为止的被动状态。根据当地人的理解（或者，实际上，根据赞同魔法范畴说法的科学家的理解），米兰所处的空间是不固定的，以致不能进行任何方向计算，人的位置便放在了一个始终处于变化状态的坐标中心。因此，这是一个拓扑空间，就像微生物所生活的空间，它会临时选择一小团口香糖做它的居所，而这时候，口香糖则被一个大规模的生命咀嚼着（这段时间对一个微生物来说，是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地质时代）。
莫亚教授在他的《卢多维卡门悖论——模糊三角测量术研究》中对“米兰空间”有精彩的描述。每个人，无论是马奎斯岛（Marquis Islands）的文明居民，还是欧洲的野蛮人，莫亚断言，都是在空间以三角测量的“定位程序”（orientative programs）进行移动。这些三角测量是建立在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假定的基础上的，把正方形、三角形或圆形作为参数模式。例如，一个来自纽约的野蛮人，习惯于从华盛顿广场以直线到达广场大饭店，沿着第五大道到X点，懂得经过恰当的三角测量，他可以通过“一个正方形”绕到同一地点。换句话说，他可以沿着广场的四边移动，西八街——美洲大道——南中央公园（一个九十度的角）——陆军大广场——某点X（广场大饭店的正门）。
同样地，一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习惯于走从星形广场到巴士底狱广场这条路，也知道他接触到了一个圆弧上的两点拉出来的直线，但他也可以沿着凯旋达到的圆周自身，从巴士底狱广场走到星形广场。即走里查雷诺大道——共和广场——圣马尔丹大道——圣德尼斯·波纳维街——德·拉·波松涅尔——蒙马特高地——奥斯曼，最后由弗里德兰大道抵达星形广场。
卢多维卡门悖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有关这个课题，莫亚教授是这么说的：
我们设想一个米兰人，其智力水平使其能够理解抽象事物。他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构想出最简单的假设：那就是米兰是一个圆形、呈螺旋状的结构。当然，米兰人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智力，正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拓扑空间使他不可能构想出任何稳定的模式。相反，我们假设中的米兰人（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多少把米兰猜想为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3]的一幅绘画作品的表面。那么，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过去有过如下的经验（同时也假定，既然有过那样的经验，他一定能够记得，并从中推导出一个模式）：他了解到他能够从大教堂广场，沿着经由马志尼路到意大利亚大道的直线到达卢多维卡门。然后，他又了解到他可以从大教堂广场沿着经由都灵路——卡罗比奥——科伦蒂街——热那亚门大道的直线路线到达坎托雷将军广场（热那亚门）。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两条直线所代表的是以大教堂广场为中心所画的一个圆周的两个半径，他进而敢于走圆弧，沿邓南遮大街——提契诺门——詹加莱亚佐街，从坎托雷将军广场到卢多维卡门。他的努力赢得了胜利的桂冠。接着他就不理智地推而广之，仿佛他走动的空间是稳定的、不变的，他又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他发现了大教堂广场——都灵路——科伦蒂街——圣味增爵路——索拉里路——那不勒斯广场这条路线，并把它当作同一个圆的另一个半径，认为通过那个圆周的圆弧将那不勒斯门和卢多维卡门连接起来。他知道第三个半径要比前两个长，因此他知道那不勒斯广场所在的圆周要超出包含卢多维卡门的那个圆周。因此，他决定在这个新弧的某一点改变路线，转向中心。他开始沿着圆弧走特洛依街、卡萨拉大街、利古里亚大街、蒂巴尔迪街、托斯干纳大街、伊松佐街（略微朝中心转）、瓮布里亚大街、皮切诺大街、戴米莱街和阿布鲁齐大街。他到达洛雷托广场后，又朝中心转去（否则，他知道，他最后会到蒙扎[4]），沿着布里安扎大街、卢尼贾那大街、马尔凯大街，走到詹纳路，又转向中心，调整路线，沿着卡拉乔洛路、佛罗伦萨广场、特奥多里科大街和洛特大广场走。此时，他担心还没有走到螺旋的内圈，又朝中心走去，沿着米利亚拉路、牟利罗路、兰佐尼路、贝齐路和米苏拉塔路。这时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不勒斯广场，绕米兰走了整整一圈。实验显示，从此以后，我们的研究对象完全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无论他怎样向中心调整路线，削减圆周的弧度，他都将发现自己在提契诺门、金质奖章广场，但绝不是卢多维卡门。这导致人们认为，对于那些生活在米兰这个空间、以那不勒斯门为起点进行三角学求证的人，卢多维卡门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从任何方向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对于定位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必须完全抛开有关米兰空间的先入成见。实际上，研究对象往往不由自主地依赖于欧几里得的理论，例如，“假使我向左走三步，然后向前走三步，然后又向右走三步，结果我将站在距出发点正前方三步的直线上。”研究对象在做了这种计算之后，都无一例外地发现自己身处蒙福特区，这表明此地是到达任何一个目的地的几何衔接点。米兰的空间像橡皮筋一样可以伸缩自如，它会因为研究对象在其中的行动进行收缩，因此，他在行进的同时，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变量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