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炼》创作笔记（第2/6页）

对路德改革的同情减少了，这一点表现在再浸礼派集团的愤慨以及泽农在哲学上的反感。在双方阵营（天主教和新教）的过激行为上加重了笔墨。

对泽农与教会之间关系的处理更加细腻。

对秘术和犹太教神秘派理论的兴趣。

1971年，我在布鲁日的街上重新走泽农来来去去的每一条路。比如，他怎样变换线路去铁匠铺给汉看病。哪一个点上是他吃饭的客栈。他在哪一个街角看见成为阶下囚的伊德莱特。四月份整整一个月，我每天清晨出门散步，有时在阳光下，更多时候是在薄雾或细雨中。我带着瓦伦蒂娜，她漂亮，温和，毛发金黄，她冲着马匹大声叫喊（我不让她这样做），她在格鲁乌图斯的院子里快活地奔跑，她在女修道院花园的黄水仙丛中蹦蹦跳跳——而如今（六个月之后，1971年10月3日），她跟伊德莱特、泽农和希尔宗德一样死去了。如果我说，我的痛苦永远不会平息，哪怕是一个人的死也不会让我更加痛苦，没有人能理解我。

何地，何时，以及如何？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日期，也无论以什么方式，我肯定自己临终之际身边有一位医生和一位教士——泽农和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

萨尔茨堡面包店老板娘的店铺还在那里，泽农曾经在它的挡雨披檐下坐过，那条小小的石头凳子也还在。

那是1964年6月在萨尔茨堡，我在方济各会的教堂里（跪在石板地上）参加弥撒时，第一次看见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这个人物完整地浮现出来。在此之前，我只隐约看见过他的轮廓（关于院长的内容见《回到布鲁日》）。

开始写作《苦炼》（以另一个名字为题）时，我跟小说开头年轻的泽农和年轻的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一般年纪。作品完成时，我比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撞上他们的死亡时年纪稍长。

……这些人将十六世纪的思想，像蛇皮或树皮一样，拖在身后。

重复（曼特罗）。我写这本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时，常常会对自己无声或低声地反复念诵：“泽农，泽农，泽农，泽农，泽农，泽农……”二十次，一百次，甚至更多。我感觉由于反复念诵这个名字，现实渐渐凝固起来了。我对神秘主义的实践并不感到吃惊，信徒们以这样的方式呼唤神，成千上万次念诵他的名字，或者在民间法术里，情人们“呼唤”他们失去的对象。

一个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一个再也无法摧毁的人物——假设我们愿意摧毁他的话：这就是永恒的泽农的另一层意义。

每一次对话都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明。

1956年参观明斯特——苏伊士运河事件那年秋天——几乎与过去的场面本身一样阴暗。

关于白夜的孩子那些句子，有一句取自泰奥菲尔的一首诗。

我的静止不动的生活差不多十年前开始（1978年）。

从某些方面看，“牢狱”比“静止不动的生活”更为贴切，因为跨出那扇敞开的大门并不取决于我自己。

在他人身上观察到的疾病萦绕脑际。

我重读稿子时发现，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都是在二月份死去的。我试了试改变后者去世的月份，但是做不到。设想中的那个场景就是意大利的冬末。

根据历史记录提供的线索来修正皮埃尔·德·哈梅尔自杀的片段十分重要：他从城里的朋友那里得到毒药。这几个词试图指出的是，修道院的围墙之外存在着一个秘密活动的小团体，这位方济各会修士可能是其中一员。这个事实，自然而然，让我们对城市里（原始材料在根特，小说里在布鲁日）的隐秘生活有所了解，这种生活接近于我们所了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形。

伊德莱特和她的“黑姑娘”（后者多少从博斯笔下的黑女人得到灵感）是想象出来的，然而是必要的，她们让“肉欲的迷乱”在这一章里不仅仅是有关同性恋的一段简单插曲；此外，也让一个少年和一个年轻姑娘之间青春期的爱情悲剧以及杀婴的惨剧，与所谓违背自然的爱情悲剧并置在一起。在这里受到质疑的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以及教会的整个伦理观。我想，这些年轻人和年轻姑娘的行为与今天的中学生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后者不会陷入一桩丑闻，至少丑闻的后果不一定是致命的。

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文艺复兴时代——或者不如说较之中世纪，文艺复兴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中世纪上面覆盖了一层清漆——在智慧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虚伪并没有减少，如果不是变得更糟的话。另一方面，我们在感觉上确乎丧失了那些人还拥有的性行为的重要性和神圣感（因为遭诅咒的也是神圣的一种形式）。我们允许自己更加公开地（或者几乎公开地）进行肉体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将它重新神圣化了，而是我们将它降格为一个毫不重要的生理现象。

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都是（也是在重读稿子时发现的）以拒绝结束的：亨利拒绝了荣誉，在自己贫穷的军旅生活中沉陷，泽农拒绝了会救他一命的收回前言。两人都用了很长时间来认识到应该作出这一拒绝。

泽农为自己找了很多不好的理由——或者我们不妨称之为过渡的动机——此后才直面泽农在此，然后才是永恒的泽农。

如同我们用发声的语言思考，泽农用中世纪的拉丁语思考。时不时，需要定调。

在泽农最早的对白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些“宝石中的每一粒都象征着大功的一个时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这样的宝石。1924年版本里的这些“宝石”，保留到1956年，直至1967年，在它们与如今的“金属”之间，是十年炼金术著作的阅读。

在1924年写作，1934年发表的笨拙的，仍然幼稚的版本里，泽农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始终掌握着唯物的和逻辑的真理。这一构想接近于1880年代的激进派们想象中的乔达诺·布鲁诺，而且同样错误。主要的转变是1958年前后，在阿尔夫的一个晚上发生的：我在聆听一系列巴赫的作品时，在头脑里完成了——比真实的写作提前六七年——泽农临死前几个小时与议事司铎之间的全部对话。音乐结束，我一离开晚会就将这段对话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想起来的。

新版本的“纳塔纳埃尔”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在一个中转小站等候火车的不眠之夜里（不：是夜晚的几个小时里）静静地完成了构思。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也忘记了。

1954-1955年冬天，在法央斯，我经常和泽农一起熬夜，在那所十六世纪初的房子的厨房的大壁炉旁，火焰似乎在两根向房间里突出的壁柱之间自由跳跃。后来，从1956-1957年起，无数次在“怡然小居”的壁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