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炼》创作笔记（第3/6页）

然而，我也可以随意将他留在任何地方。1964年，我离开萨尔茨堡时，我决定将他留在那家老面包店门口的石凳上。他等待着，他也相信我会回来，相信我会去那里找他，跟一些活着的朋友一样有把握。

假如我要在一篇精心构思的文章里告诉读者这些事情，那么我应该指出——然而如何做得到？——这些不是幻觉。直到现在为止，我从未有过幻觉。写作《哈德良》时，我常常想：“你随时可以接近他的思想本身，召唤幽灵又有何用？”

“泽农在监狱里听之任之”，O.向我指出，“他不是一个英雄”。实际上，监狱表现的是最后时刻之前的考验，同时也是一段空闲。一切都是游戏。（对于作者也是：赫尔曼·摩尔！）人们想出各种玩法，等待火车出发。判决宣布之后，泽农才开始表现出英雄气概。

第二章开头，描写泽农父亲的一段，是1924年版本中保留下来的最糟糕的段落之一。是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对“历史小说”的理解。这种情况下，只有狭义上特定的“历史”真实。“他兴高采烈地与时任国王工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没完没了地谈话”，是十分愚蠢的；“他兴高采烈地与时任国王工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谈论战马和战车”，才是恰当的语气。始终要调整好手中望远镜镜片的准确焦距，才能将远处的东西拉近观察。

我的译者G.有时要求我解释，为什么某个人物在某个时刻做某个动作，这时我就会犹豫不决，并寻找一个理由。我看见他做这个动作。

无数次，夜晚，难以入眠，我仿佛觉得自己将手伸给泽农，他累了在休息，躺在同一张床上。我很熟悉这只灰褐色的手，很有力，修长，手指扁平，干瘦，指甲很大，颜色很浅，剪得很干净。手腕骨头突出，手掌凹陷，布满纹路。我感觉得到这只手的力量，它准确的热度。（我从未握过哈德良的手。）将手伸给这个虚构人物的形体动作，我做过不止一次。对那些可能会读到这条笔记的白痴，我要立即补充的是，如果说我经常看到我的人物做爱（有时我也会感受到某种肉体的快感），但是我从未想象过自己与他们结合。我们不会与自己的一部分睡觉。

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离得远一点，但是无比友善。

在二十岁时写的作品中增添一个新的事实（从1956年起），那就是强调精神历险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反驳自己的泽农，修正自己看法的泽农。有时，比帕托洛梅·康帕努斯议事司铎本人更是唯灵论者。

一个个人的（或者说个性化的）上帝的真实概念，它以各种俗套的形式几乎在任何地方展开，没有什么比形成这一概念更隐秘和更困难的了。（印度瑜伽修行者的自在者。）泽农在他死前两三个小时做到了（或者说，无论怎样，他隐约看见了上帝作为假设出现）。

不用我说，聪明的读者知道，泽农临终前最后时刻以为自己听见的走廊里的脚步声是谁的：“我们在矛盾之外相会。”

格利特有一点像W……；玛尔塔有一点像X……；卡特琳有一点像Y……；帕托洛梅·康帕努斯有一点像Z……康帕努斯身上的某些特点很像我小时候熟悉的一位教士：卡尔里议事司铎。

亨利-马克西米利安的性情中有我父亲的性情。

在女人方面，泽农几乎总是受到诱惑多于充当诱惑者。喜欢青涩果子的女佣，雅奈特·弗贡尼埃，希格·乌勒夫斯达特，卡特琳。甚至那位匈牙利姑娘也是执意要“扮演猎物的角色”。如果这些女人不是自己到他的床上去，他就任由她们走开。

维维安是苏尔维琪的漫画。

只要一个虚构人物不如我们自己重要，他就什么也不是。

我想象利格尔家族的祖上来自庇卡底——也许是十四世纪从阿拉斯来到布鲁日的。

脱离肉身是为了在他人身上重新显形。为此，利用他的骨头、他的肉和他的血，以及用一种灰色材料记录下来的成千上万个影像。

尽量只作最小的改动，试图利用康帕内拉遭受酷刑时骇人听闻的口供，连同那些令人作呕的细节，在记录上签字的是一位名叫普雷奇奥索的人，他是那不勒斯教会法庭的公证员和书记官。但是这些卑鄙的行为——今天也并不鲜见——很可能只是为读者提供又一个耸人听闻的场景而已，还会让人以为我写的是一部反教权的小说。没有什么比展示暴行最有节制的情形——手下留情，更能暴露它的可怕。一位有学识的彬彬有礼的主教和一位急切地想拯救自己学生的年迈的教士，最终仍然让一个人被判处火刑，并且认为这一判决是正常的。对于酷刑是同样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泽农免遭酷刑比他遭受酷刑更为恶劣，前一种情形是因为他得到特别保护，而后一种情形则是按照惯例。

在十七世纪的一份地方志里，看见过一位名叫克林威克的法官参与审讯一名还俗教士。再也没有找到这份材料。

几个要注意的问题：新教犯下的唯一一桩（然而是丑恶的）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塞尔维（奥钦似乎侥幸逃脱）。死刑比人们以为的要少，如果排除摩尔或克兰麦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的判决的话（但这份名单不包括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尽管如此，恐怖和不安显而易见。与怀疑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相比，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异端分子面临更大风险。没有知识分子因为风化问题被判刑。达·芬奇被检举和盘问过，仅此而已；米开朗基罗跟阿雷蒂诺一样，遭到过恐吓者的攻击，仅此而已。然而，泰奥菲尔只是侥幸逃脱；在多莱的案子里，推测似乎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瓦尼尼的案子里，推测似乎是诽谤性的。在这一点上，还要注意的是对帕拉塞尔苏斯和（早年的）康帕内拉的攻讦。就康帕内拉而言，在最后三次诉讼中，非常鲜明的信念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法术被判刑。

为了求雨和毁坏收成而不怀好意地在田里撒尿，然后被活活烧死的女巫的故事，我是在一部关于中世纪和十六、十七世纪巫术的著作中读到的，但是已经忘记作者和题目。我在目前（1974年10月）重读的阿尔都斯·赫胥黎的《卢丹的魔鬼》中又看见了这个故事，这部作品提供了部分来源：1610年事情发生在多尔。我原来读到的书提供的细节更多。

哈德良去世时是六十二岁零六个月，但是他的疾病此前两年半就发现了。从130年起，疾病就潜伏在他身上。因此，有六年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总的说来不好，还有两年深为病痛所苦，最后的死相当温和。（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的死，《回忆录》刚好结束于他去世之前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