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图（第4/4页）

或许生活永远是周而复始的，某一天我又听到了好消息：罗马诺启用达韦尔，重排《加图》。这轮演出将安排在阿波罗剧院。

不久，某天傍晚，我即将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听出是露丝·罗马诺的声音，虽然接线不畅，通话始终夹缠着沙沙声。她的意图我却听明白了：一定要约我见面，求我办些事。通话被切断了。我一时兴起了两种互不相容的反应：想见她，对她好奇，可又怕被烦人的要求打扰。后来她又来过电话，打了好几回。我的女秘书总是告诉她，我出去了或者在开会。经过短暂却次数频繁的交谈，她们之间有了某种情谊，最后露丝跟她解释了为什么要打电话来。

等女秘书把口信转述给我，我嘟哝道：“女人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啊！”事实上，露丝·罗马诺是恳请我们的政府禁止重排《加图》这出戏。我绝没听错。

我猜想，出于无知无觉或心不在焉，达韦尔伤了她的感情，把露丝对他始终怀有的亲近之情变成了恼恨。

《加图》重排后发生的事，证明那个女人当初的请求并非毫无来由。每个夜晚，观众都变得越来越狂热，越来越有威胁力。我必须承认，一开始很难理解观众高声喝彩是在反对我们。借用这出悲剧来攻击一个以匡扶自由为最大勋业的政府，这听上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某一次，我们参加了双方共同的朋友家里的一场聚会，露丝跟我做了解释。在阿波罗剧院鼓掌欢呼的人，是独裁时期的官员和党羽徒众。他们要讨还失去的自由。

“他们那边肯定也有自己的瓦尔特·佩雷斯。”她说。

“什么叫他们的瓦尔特·佩雷斯？”我问。

“您怎么会不明白？”

“我不明白。”

“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加图》第一轮演出时，你们派瓦尔特指挥煽动者……”

“多艺剧场的事件是自发的。”我反驳道。

“同时由瓦尔特挑的头儿。可以肯定，现在这帮人也有像他这样的狂热分子可以倚重。”

“把一位捍卫自由的年轻人和效忠独裁的流氓恶棍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您说话的口气像个地道的政客；但是您不得不同意：对瓦尔特·佩雷斯那样的暴徒来说，高贵的自由事业又算得了什么？”

我本想告诉她，她说话的口气像个古板的女教师，但忍住没说。我用如下话语回应她，对别人我也这么讲：

“一位受到我们特别关照的演员，现在却甘愿被他人利用来反对我们，我觉得难过。”

“这是背叛。”有人怒斥。

“我不会把话说到那个程度，”我解释道，“只能说，我有些痛苦地冷眼观看他的作为。”

大约过了一周或更久，某天午夜，我被电话惊起。一个女人的声音质问我：

“现在你高兴了？”

其实我当时很困，因此很难理解这话的意思。我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像个白痴似的：

“你是谁？”

这话问得毫无意义，因为我已猜到电话是谁打来的。

“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心满意足了，”她一再追问，沉默片刻，又说，“或者你还没听说？”

“我不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露丝说：

“那么你等着吧。”

“等什么？”

“明天你就知道了。”

她挂断电话。我想回拨过去，但转念又作罢。我猜到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喃喃自语了好几遍：“这不可能。”

第二天，我得知了事情的始末。说也奇怪：虽然听到这则消息时早有准备，我还是茫然失措。一如昨夜猜度这则消息时那样失魂落魄，而且颇为伤感。有如老友亡故，或许该提前起草一份悼文或演讲稿。我自语道，斯人已逝，这标志着阿根廷戏剧最辉煌的时代已然终结。

报上的信息相当完备，内政部的朋友又为我补足了余下的部分。事情发生在昨晚演出的最后一幕即将结束的时候。将剑锋刺进自己身体后，弥留之际的加图为反恺撒运动义士的命运感到担忧。他听取了众人的逃亡计划，为他们祝祷，与之诀别，而后死去。就在此时，传来一声枪响。剧场内发生了巨大的骚乱。不少人指向一间包厢。另一间包厢有人猝然离去。起初没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不久大家才发觉达韦尔中弹身亡，很可能是被人从包厢射杀的。警方在那儿碰到了瓦尔特·佩雷斯，还有他的两个手下。这几个人身上没带武器。至于从另一间包厢离开的人，早就杳无踪迹了。

人们推举我在乡苑公墓致辞。我婉拒了，因为心情难以平复。同时也觉得应该由另一位更懂戏剧且贴近演员内心的人来致悼词。罗马诺在墓前讲话中说，对演员而言，最好的结局是死在舞台上，与他的角色一道逝去。一名政府代表也讲了话。格林伯格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让我吃惊不小。他在我耳旁低声说：

“现在表达敬意，晚了。”

[3]约翰·吉尔伯特（1897—1936），美国演员，默片时代的电影巨星。
[4]一九二五年由金·维多导演，约翰·吉尔伯特主演的默片。
[5]加西亚·贝略索（1880—1938），阿根廷著名导演、剧作家。
[6]拉费雷雷（1867—1913），阿根廷剧作家与政治家。
[7]英国诗人、剧作家约瑟夫·阿狄生（1672—1719）作于一七一二年的悲剧。
[8]查尔斯·劳顿（1899-1962），英裔美国演员、导演。
[9]语出《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