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2/15页）

在尼古拉统治下，爱国主义变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为了适应它的世界主义性质，这股野蛮的风气愈演愈烈，最后出现了按照塞巴斯蒂恩·巴赫的风格发明的国歌30，按照席勒的风格描绘的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31。

尼古拉被12月14日事件吓怕了，为了与欧洲，与文明，与革命切断联系，他从自己这边树起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这三位一体的大旗。他按照普鲁士军旗的式样绣制这面旗帜，把一切都拿来作它的支柱：扎戈斯金的粗俗小说，粗俗的圣像画，粗俗的建筑术，乌瓦罗夫32，对合并教派33的迫害和《上帝的手挽救了祖国》34。

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与尼古拉的彼得堡斯拉夫主义的汇合，对于前者是一大不幸。尼古拉是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东正教作避风港。它们之间除了文字便毫无共同之处。莫斯科斯拉夫派诚然偏激和荒谬，但是没有利害打算，与第三厅或当地警察局也毫无关系，当然，这对它并无帮助，它仍是非常荒谬的。

例如，30年代末，泛斯拉夫主义者加伊35路过莫斯科，这个人后来起的作用不太清楚，有些像克罗地亚族的鼓动家，但同时又与耶拉契奇36长官过从甚密。莫斯科人大多轻信一切外国人；加伊不单是外国人，也不单是自己人，他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因此他极易打动我们斯拉夫同胞的心，引起他们对达尔马提亚及克罗地亚苦难深重的东正教弟兄的命运的同情。37几天之内他就募集了一笔巨款，此外，莫斯科人还以支持全体塞尔维亚人和罗塞尼亚人的名义设宴款待加伊。席间，一位声调及职业均属高雅之至的斯拉夫派先生，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大概因频频为黑山族领袖，为一切伟大的波斯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举杯祝酒，以致热血沸腾，即席吟诗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不太符合基督徒精神的：

我要痛饮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的血。

一切头脑还没糊涂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很反感。多亏聪明机智的统计学家安德罗索夫38挽救了喝血的诗人；他从椅上一跃而起，拿起餐刀说：“各位先生，恕我失陪了，我得离开一会儿；我忽然想起，我的房东，制造乐器的老技师迪茨是德国人，我得赶紧去宰了他再来喝酒。”

一场哄堂大笑使愤怒化为乌有。

就是在这一群要以鲜血来祝酒的伙伴中，形成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这是我流放外地和住在彼得堡及诺夫哥罗德期间的事。

斯拉夫派是狂热的，一般说来喜欢论争，在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39，这种特点尤其有所发展；但在这以前，恰达耶夫的《书简》轰动一时40，已使他们不得不紧密团结，大声提出自己的意见了。

恰达耶夫的《书简》仿佛是最后的判决，一条界线。这是黑夜中发出的枪声；也许它宣告了什么东西的覆灭和死亡，也许它是信号，求救的呼声，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但不论怎样，必须醒来了。

一份评论月刊上的两三页篇幅，能起什么作用呢？然而语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个不习惯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沉默无声的国家内，几页文字便发生了这么大的力量，恰达耶夫的《书简》震动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它对此是当之无愧的。《聪明误》之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发生过这么强烈的影响。它们之间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绞刑架，苦役，尼古拉。彼得时期已两面碰壁。坚强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亚，留下的空白点后继无人。思想在苦闷中探索，但还一无所获。讲话是危险的，而且也无话可说，就在这时，一个阴郁的影子蓦地悄悄升起，要向公众安详地宣告自己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41。

1836年夏，我静坐在维亚特卡的书房中，邮车驿员给我送来了最新一期《望远镜》。只有尝过流放的滋味，在穷乡僻壤生活过的人，才会理解新书的意义。自然，我丢下一切，动手裁开《望远镜》的书页。《哲学书简》是写给一位夫人的，没有署名。脚注中说，这些信是一个俄国人用法文写的，即是说，它是译文。这一切使我对它不感兴趣，我开始读“评论栏”和“杂文栏”。

最后才轮到《书简》。读了二三页，我已被它那严肃悲痛的语调吸引住了：每句话都散发出一种已经冷却、但仍余恨未消的郁积的忧愤情绪。只有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思考、感受过许多切身体验的人，才能这么写；这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得到的观念……我往下读， 《书简》变得高大了，成了对俄罗斯的阴森逼人的控诉书，一位历尽忧患、想把心头积压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议书。

我两度掩卷叹息，读不下去，想让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然后重新往下读。这篇用俄文发表的无名作者的文章……几乎使我发狂。后来我把《书简》读给维特贝格听，读给维亚特卡中学的青年教师斯克沃尔佐夫听，然后又独自诵读。

同样的情形很可能也发生在各省各县，发生在首都和老爷们的住宅中。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作者的姓名。

长期与人民隔绝的那部分俄国人，在单调乏味、无所作为、不能提供任何补偿的桎梏下，默默无声地忍受着苦难。每人感到了压力，每人有话要说，然而大家沉默着。最后来了一个人，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讲出了这些话。他的话句句沉痛，没有一线光明，他的观点也没有一线光明。这就是恰达耶夫的《书简》，它是毫不留情的痛苦的呼声，对彼得的俄国的谴责——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难道这种现状曾怜惜和宽容过作者或任何人吗？

自然，这声音必然引起人们的反对，否则它就变得完全正确了，它是这么说的：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暗无天日，将来也毫无希望，这是“丧失理智，是给人民的严峻教训，表明闭目塞听和奴役制度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42它是悔罪和责难；预知消弭矛盾的办法，这不属于忏悔和抗议的责任，否则认罪变得无关紧要，赎罪也只是虚伪的空话了。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一时间，这凶险的声音惊醒了所有的人，连昏睡的和麻木的人也吓了一跳。大家惊讶不安，多数人觉得受了侮辱，但也有十来个人向作者大声喝彩，热烈鼓掌。客厅的议论是不祥的前奏，政府的措施继之而来。首先发难的是德国人出身的俄国爱国者维格尔，他是因普希金的讽刺诗才从反面名噪一时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