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3/15页）
杂志随即被封闭；担任图书审查官的莫斯科大学老校长博尔德列夫被撤职；发行人纳杰日金44被流放到乌斯季瑟索利斯克；恰达耶夫则由尼古拉下令宣布为疯子，并被迫具结永不写作。每逢周末，医师及警察局长务必光顾一次，为他检查身体，向上呈报，即根据皇上的诏令，提出由本人签字的五十二份假诊断书；这不失为聪明而合乎道义的办法。他们当然受到了惩罚；恰达耶夫对他们怒目而视，毫无惧色，把这种把戏看作独裁政权实际已经发疯的表现。医师和警察局长始终不敢透露他们光顾的目的。
我在流放以前，与恰达耶夫见过一面。那是在奥加辽夫被捕的当天。我已谈过，这一天米·费·奥尔洛夫家举行宴会。宾客到齐后，进来一个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与众不同，显得风度翩翩，个性鲜明，这必然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奥尔洛夫拉住我，给我介绍；这便是恰达耶夫。这初次会面，我印象不深，对他也并未留意；他与平时一样，态度冷漠，严肃，才气焕发，愤世嫉俗。饭后，奥尔洛夫的岳母拉耶夫斯卡娅对我说：
“您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唉，青年人，青年人，你们现在怎么都变得这样啊？”
“您以为，”恰达耶夫说道，“我们现在还有青年人吗？”
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回到莫斯科后，我与他接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恰达耶夫那忧郁而独特的姿态，在暗淡沉闷的莫斯科上流社会中显得很不调和，似乎是对它的一种悲痛的谴责。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轻浮的枢密官、满头白发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废物中间，我喜欢看到他。不论人群如何密集，眼睛马上可以发现他；他身材端正，未因年龄而变形，穿得总是十分整齐；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他那柔和苍白的脸毫无表情，仿佛这是蜡制的面具或大理石雕像，而“前额像秃顶一样大”45，灰蓝的眼睛露出伤感的神色，同时显得那么善良，薄薄的嘴唇却相反，总是挂着讥嘲的微笑。十年来，他合抱着双手，站在某个圆柱旁边，站在林荫道的树木下，站在客厅、剧场和俱乐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议一样，凝视着周围那扰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他变得喜怒无常，性情怪僻，与社会落落寡合，又无法与它决裂，于是他讲出了心中的话，而把热情安详地隐藏在冰层下，就像把它隐藏在面皮下一样。接着他又沉默了，又显得怪僻、不平、愤慨了，又以不屑的目光俯视着莫斯科社会，但依然无法抛弃它。不论年老的，年少的，都觉得与他在一起不自在，不好办；不知为什么，大家怕接触他那毫无表情的脸，那炯炯逼人的目光，那忧伤的嘲笑，那鄙视而宽容的神态。是什么使他们接待他，邀请他……甚而登门拜访他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恰达耶夫并不富裕，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没有地位，不过是退职的骑兵大尉，胸前只有一枚库尔姆铁十字勋章。他确实像普希金说的：
在罗马可以成为布鲁图46，
在雅典可以成为伯里克利47，
但在沙皇政权的压制下，
他只是一名骠骑兵军官……48
与他来往，在手握生杀大权的警察眼中，只能玷污一个人的名誉。他的声望从何而来？为什么每到星期一，老巴斯曼街他那寒碜的小书斋，会使英吉利俱乐部的“名流”，特维尔林荫大道的显贵趋之若鹜？为什么时髦的夫人们要走进阴沉的思想家的隐修室？为什么对文人的事一窍不通的将军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登门拜访这位老人，装模作样冒充斯文，然后又把恰达耶夫针对他们讲的话拿来鹦鹉学舌？为什么那位古怪的“美国人”托尔斯泰49，那位践踏波兰文化的野蛮的侍从将军希波夫50，也会出现在他的家中？
恰达耶夫不仅不对他们让步，还捉弄他们，使他们随时感到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51当然，这些人去拜访他，邀请他出席自己的晚会，是出于虚荣心，但问题不在这里；主要是这无异于公开承认，思想已成为一种力量，应该受到尊重，哪怕它违背圣上的旨意。“精神错乱”的骑兵大尉恰达耶夫成了公认的权威，它的力量增加一分，尼古拉皇上的“精神错乱”的权力就降低一分。
恰达耶夫有自己的怪僻，自己的弱点，他愤世嫉俗，放任不羁。莫斯科社交界的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我看是举世无双的，正因为这样，它有些像外省社会，显得鼠目寸光，自以为是。在这里，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几乎失去了一切朋友，又无财产，整天苦思冥想，牢骚满腹，怎么会没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怪僻呢？
著名的谢苗诺夫事件52发生时，恰达耶夫是瓦西里奇科夫的副官。我记得，那时皇上在维罗纳或亚琛参加会议53。瓦西里奇科夫派恰达耶夫呈送报告，他不知怎么迟到了一两个钟头，落在奥地利公使勒布采尔腾54的使者后面。沙皇那时完全醉心于梅特涅的反动政策，而梅特涅对谢苗诺夫事件抱着幸灾乐祸态度。沙皇接到消息，勃然大怒，对恰达耶夫极不客气，一边骂一边生闷气，后来自知失礼，下令让他当侍从武官；恰达耶夫谢绝了这种荣誉，只提出一个要求：辞职。当然，这极不得皇上的欢心，但辞职被批准了。
恰达耶夫放弃绣金制服之后，并不急于回俄国，却开始研究学问了。亚历山大驾崩，发生了12月14日事件，恰达耶夫不在国内，使他避免了必然会遭遇的厄运55，他是在1830年前后回国的。
在德国，恰达耶夫与谢林来往密切；后来他之倾向神秘主义哲学，大概谢林的影响是一个主要原因。他的革命的天主教即来源于这种哲学，并成为他终生的信仰。在《书简》中，他把俄国的灾难一半归罪于希腊教会，归罪于它脱离了无所不包的西方统一体。
这种意见不论我们看来如何奇特，但不应忘记，天主教本身具有极大的伸缩性。拉科代尔56一面宣传天主教社会主义，一面仍是多明我会57修士，他的助手谢威仍是《人民之声报》58的编者。其实新天主教不比修辞上的自然神论逊色，这不是宗教，不是戒律，只是一种温和的神学，属于受过教育的市民的思想范畴，是“裹在宗教外衣中的无神论”。
如果在1848年之后，在费尔巴哈和蒲鲁东之后，在庇护九世59和拉梅内60之后，还可能有龙格61和毕舍62的追随者，如果一个最强大的政治派别也得在自己的旗帜上涂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如果直到现在还有密茨凯维奇和克拉辛斯基63这些人在继续宣传弥赛亚救世主义，那么恰达耶夫从20年代的欧洲，把这类学说携带回国，就毫不足怪了。我们对那时的欧洲已有些忘记，但只要回想一下沃拉贝尔64的《历史》，摩根夫人65的《通信集》，安德利亚尼66的《回忆录》，拜伦和莱奥帕尔迪67的作品，就可以深信不疑，这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历史时期。革命已被打入冷宫，一面是野蛮的君主主义在无耻地夸耀自己的武力，另一面是狡猾的君主主义在以宪章为遮羞布，伪装贞洁。至多只能偶尔听到几声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歌声，坎宁68或鲁瓦耶-科拉尔69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