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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七月革命后是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是《高龙芭智导复仇局》和《卡门》。

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出发到西班牙旅行，革命的爆发并没有终止他在异国的游历。作为这次游历的收获，他写了三篇关于西班牙风俗人情的报道：《斗牛》《一次死刑的见闻》和《强盗》。在这里他对政治社会问题是漠不关心的，完全像一个猎奇的游客，以鉴赏的态度把当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激烈斗争的西班牙，仅仅描写成一幅轻松有趣的图画。在作者笔下，流血事件并不可怕，像儿戏一样，死刑的执行也不残酷，似乎还颇有人情味，强盗没有一个是凶残的，他们不过像恶作剧的顽童，甚至有些可爱。虽然作者避开一切政治社会问题，但是却的确从西班牙风土民俗中发掘了某些较少被资本主义文明沾染的东西，如豪爽热情的性格、粗犷勇敢的风尚、注重信义的观念、恩怨分明和不计功利的风气等等，并把它们当作正常的符合人情的东西，以欣赏的态度和调侃的笔调加以描写，奠定了这三篇报道独特的基调。这种基调后来又进一步在梅里美第二阶段的中短篇小说中发展为一种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叙述粗犷强烈、震撼人心的事件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班牙之行，的确是梅里美第二阶段创作的起点。

梅里美后阶段中短篇小说的特点，决定于梅里美在七月革命以后阶级地位的变化。七月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也终止了梅里美在复辟时期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创作灵感。他与政府当局的关系也有了变化，他不再是当局的反对派，而是与七月王朝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有朋友在政府里担任要职，而且自己也成了政府官员。因此，他也不再从新的银行家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中汲取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素材，他的创作量较之1829年至1830年有了锐减。而且，在这一时期，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远离现实的政治，有意把作品的政治色彩和社会意义降到最低的程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1837年写的《维纳斯艳惊伊尔城》。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恐怖故事：一个青年在结婚前夕无意中把自己的订婚戒指套在一尊新出土的铜铸美神塑像的手指上，在这青年的新婚之夜，美神塑像闯进了房间把青年活活地勒死。小说的表现手法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主题抽象，只具有某种含糊的唯美主义的寓意，作者似乎要说明美是认真而严肃的，它要求人对它绝对忠实。尽管梅里美后阶段的小说缺乏对现实的针对性，但是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发展了在《马铁奥仗义斩子》和西班牙书简中的主题，在著名的小说《高龙芭智导复仇局》和《卡门》中追求某种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对立的强有力的个性和资产阶级道德体系之外的人物形象，在银行家统治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学中别开生面。

《高龙芭智导复仇局》（1840）的故事以科西嘉为背景，这一地中海的法属岛屿就是拿破仑的故乡。这里民风强悍，仇杀成风。小说中雷比亚与巴里契尼两家有世仇，德拉·雷比亚上校是拿破仑手下一个英勇的军官，拿破仑倒台后，他被迫回到科西嘉岛，与在复辟时期得势当了村长的巴里契尼律师不和，并被巴里契尼暗杀，留下了一子一女：奥索与高龙芭。奥索本来也是拿破仑军队里的中尉，在他父亲被害后不久，也被迫退伍回到了故乡。由于巴里契尼消灭了罪证，一直逍遥法外，就连奥索也不相信他就是凶手。只有高龙芭对巴里契尼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长期策划报仇泄恨，为此，她暗中与绿林好汉互通声气，得到他们的支持。她竭力怂恿奥索报父仇，并使用各种办法激起奥索的仇恨。当省长来调解两家的纠纷时，她当面对巴里契尼进行了揭露，使奥索相信了巴里契尼就是凶手，终于燃起了两家斗争的烈火。这时，奥索从法国回科西嘉途中结识的英国上校和他的女儿莉狄娅前来拜访，当奥索出迎时，遭到了巴里契尼两个儿子的伏击，他出于自卫击毙了两个伏击者，幸亏高龙芭起了关键作用，奥索被迫自卫的真相得以大白，他才免于被法庭起诉，并且在高龙芭的撮合下，和莉狄娅结了婚。

高龙芭是整个故事的中心和动力，她是一个没有完全开化的村姑，性格开朗，作风泼辣，带有几分野性。她总是按照自然的本性和强烈的感情行事，不在乎什么“体统”，而“只问事情对不对”。她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与统治阶级的偏见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她不受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束缚，完全目无统治阶级的法纪和权威。她对那些不幸的受法律追捕的犯人富有同情心，而对那个代表着法律和权力的恶人巴里契尼却凶猛异常。作者还有意把她和深受资产阶级文明熏陶的人物加以对照，让她不仅远比文雅纤弱的英国小姐莉狄娅充满生气，而且远比少壮英武的奥索有魄力、有毅力、有个性、有才智，足以在生活中或挑起事端，或解决矛盾，使得事件波澜起伏，局面翻新。作者正是通过这样有意的对比，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讽刺和对远离这种文明的强悍个性的赞赏。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文明使人变得矫饰而不自然，软弱而缺乏坚强的个性，顾虑重重而丧失行动的活力，总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蜕化。因此，在作品里，代表文明人的正面形象如莉狄娅、奥索等都是以略带讽刺意味的笔调写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即统治阶级的法律和道德做了明显的否定。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就是精通法律、代表法律的巴里契尼，他完全是作者揭露鞭挞的对象。而且，法律在这里只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奥索希望“法律会替我报仇”的幻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还几乎丧失性命。最后，惩罚了恶人的并不是法律和道德手段，而是奥索身上残留的科西嘉人的勇敢。在这样的描写中，作者突出了对统治阶级法律的蔑视与批判。

为了把这一批判的主题表现得更清楚，梅里美有意在作品中描写了两个强盗的形象。一个是拿破仑时代的老兵布兰多拉契奥，他因为报了杀父之仇而被迫流落绿林；一个是神学院的穷学生加斯特里科尼，他也是犯了命案而当了强盗。梅里美把这两个为法律所不容的人描写得十分令人同情、不同凡俗，在他们粗野的外貌之下有着除暴安良的侠义心肠，他们只与恶人为敌而保护穷人和弱者。他们把钱财视为粪土，当奥索送给布兰多拉契奥一些钱时，他当即予以拒绝，声称自己“不是乞丐”。作者还通过人物之口，指出他们是“公开地反抗社会”，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他们拒绝了奥索要他们回到社会中去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是恶浊的，在那里“金钱代表一切”，而他们自己却“不谈金钱”，“只看重绝对自由的生活”，自认为精神上道德上都高于社会。他们以一种自豪的感情这样宣称：“我们在枪弹射程以内到处称王，发号施令，除暴安良……这的确是最合乎道德的……我们绝不放弃……世界上没有一种生活比得上土匪的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梅里美还让他的强盗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加斯特里科尼能够随口引用拉丁诗人的名句，最后，当他摒弃社会生活的时候，却向奥索讨取了一本贺拉斯的诗集。这样，梅里美就完成了对他理想的强盗的勾画，在这勾画中，既表现了他对阶级文明的批判，又表现了他对古典文化的喜爱，在这里，两者是被区别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