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第2/6页）

丹尼尔在讲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上一次”（意思是最新的）“英格兰公民战争”时，他的叙述形式在很多细节上与卢坎一致。熟悉他的读者从这首诗开头的句子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罗马模式对他的影响：

我为内战歌唱，动荡啊！破坏啊！

伟大的国度迎来了血腥的内斗：

民众为外国的战利品欢呼而骄傲，

征服的手伸向了自己的同胞：

亲人反目成仇，兄弟阋墙，

举着相似旗帜的两军对立：

士兵手持弓箭，将军头戴皇冠，一触即发，

都假装是正义，但所有的正义全都已被抛诸脑后。[15]

卢坎的标枪变成了英国的弓箭，帝王之鹰变成了现在的“皇冠”。卢坎笔下这部关于恺撒和庞培扩张及自我毁灭的不朽史诗，被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军队换一种方式重演了。

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卢坎是“共和主义想象力的代表诗人”。当时的英格兰有一部分人对君主制是联邦最佳制度的观点表示怀疑，卢坎的诗歌极大地激励了他们，以及后来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中支持议会反对国王的人。[16]在这些战争爆发前的50年里，诗人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亚瑟·戈吉斯（Arthur Gorges，？—1625）和托马斯·梅（Thomas May，约1596—1650）都翻译过卢坎的《内战记》，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内容。[17]梅扩展了卢坎留下的十卷本，使其涵盖了恺撒的余生，随后不久，他开始撰写第一部关于英格兰内战的史学作品，他将英格兰内战称为“一场远不止内部冲突的战争”，与卢坎遥相呼应。[18]甚至还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共和制的支持者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失乐园》只写了10卷，而不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那样写12卷，这是对卢坎致敬。[19]“内战诗歌”不断增加，这些作品都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一部分。内战诗歌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反复出现的修辞、形象和主题。[20]

然而，卢坎的作品并不仅仅属于那些像弥尔顿一样批判甚至敌视君主政体的人。在17世纪英国王权统治的捍卫者中，有一位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1588—1653），他的著作《父权制》（Patriarcha，1680）的封面引用了卢坎的话，用来警示无限制自由的危险，两年后，在霍布斯的《贝希莫特》（Behemoth）第一版的封面也引用了卢坎这位罗马诗人的开场白。[21]在18世纪，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1755）以及论述永恒和平的论文（1761）中引用了卢坎的话，此时卢坎再次作为共和制的象征出现。[22]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有其他例子，据说国民自卫军的剑上也镌刻着卢坎的诗。[23]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是卢坎在19世纪的最后一批仰慕者。此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对于诗人的兴趣才出现显著回升。尽管如此，在这大约1 800年的时间里，从世人对卢坎的兴趣变迁可以追踪罗马内战思想的传播轨迹。

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激烈争论，在17世纪和18世纪，书籍是否制造了革命，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内战成就了写作。[24]卢坎以及他的早期现代模仿者认为，现在是过去斗争的产物，而未来则可能从“血腥的内斗”和“动荡破坏”的演变中出现。

内讧，最令人恐惧，

内讧，让儿子割断父亲的喉咙，

朋友分道扬镳，兄弟反目，

烧杀抢夺，盗贼肆掠，

罗马曾经历过，德意志也曾尝试过，

而往往，荒芜了这高贵的国土。[25]

在17世纪的英国，越来越倾向于去回顾以前的内战，来进行参考并据此预测其可能后果。到17世纪30年代，欧洲的历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似乎是建立在对罗马人的原始争论之上，只是欧洲有其自身的特点，复杂的内部冲突倍增。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保留下了对苏拉与马略、庞培与恺撒的战争记忆，而更近代的历史，尤其是北欧的历史，也延续了早期的记忆。在17世纪四五十年代，有大量的著作是关于过去的内战，其中很多是翻译作品，既有罗马内战，也有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内战，这些作品的出版，帮助了英国人理解他们自身的困境。

早期的欧洲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是，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在欧洲各地战争冲突的爆发达到了高潮，而这些冲突似乎遵循了罗马内战的模式。[26]仅英格兰就经历了13世纪的贵族同盟战争，15世纪的玫瑰战争，以及17世纪中期的内战。还有，在15世纪发生了意大利内战，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宗教战争以及荷兰在16世纪晚期反抗西班牙王室的战争。根据1657年胡果·格劳秀斯死后出版的一篇文章所述，他认为将荷兰反抗西班牙的战争“称为同盟者战争或联邦战争并无不妥，称为内战可能不合适”。[27]

1640—1641年，英国宪法危机爆发并演变成全国性的武装冲突，而在荷兰和法国的内战，以及13世纪、15世纪的英国内战中都能看到这种冲突。举一个著名的例子，英国格洛斯特市的历史学家约翰·科贝特（John Corbet）就曾宣称1645年造成的影响比之前的冲突还要更大：

当代的冲突超越了贵族同盟战争期间的冲突，也超越了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那些单调乏味的争吵，因为这些冲突是在更高的原则下进行的，有更高贵的目的，且产生的影响更广泛。[28]

内战史作品开始激增。蒙茅斯伯爵在玫瑰战争期间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弗朗西斯科·比昂迪（Giovanni Francesco Biondi）的《英格兰内战史》（History of the Civill Warres of England，1641）。恩里科·达维拉（Enrico Davila）的《法兰西内战史》（Historie of the Civill Warres of France）是一部塔西佗文风的著作，此书的英文版在1647年首次出现，18世纪末期美国副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用匿名的方式对这本书进行了犀利辛辣的评判。[29]保皇派诗人理查德·范肖（Richard Fanshawe）在1648年翻译了瓜里尼（Battista Guarini）的《 忠实的牧羊人》（Il pastor fido），与此同时，他还对罗马的长期内战进行了简短的论述，并呈交给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在文中他肯定了罗马对不同战争类型的区分——同盟者战争、奴隶战争（他称之为“叛乱”）以及阴谋，比如喀提林阴谋；他十分赞同将这些类型的冲突称为“真正的内战”。[30]在1650年，罗伯特·斯塔皮尔顿爵士（Sir Robert Stapylton）出版了法米亚诺·斯特拉达（Famiano Strada）的作品《低地国家战争史》（History of the Low-Countrey Warres）的译本，1652年桑多瓦尔（Sandoval）写的关于16世纪初西班牙内战史的著作出现了英文版本，推荐这本书的人持有一个观点：任何读过英国贵族同盟战争历史的人都不会对法国的宗教战争感到奇怪，同理可推，任何熟悉一个世纪前西班牙历史的人也不会对英国的困境感到惊讶。[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