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

18世纪

区分内战和革命，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础前提。传统的观点认为，革命有着崇高的理想，抱有变革的希望，而内战却是带着卑鄙动机的无意义暴力。这种观点起源于18世纪晚期，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代，此时革命的概念刚刚出现。即使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以及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以后，这种观念也依然在持续，一直到我们如今的时代。比如，2013年11月，《卫报》发表了一篇访谈，采访的对象是一位叙利亚商人，他因为自己的祖国正在发生危机，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了土耳其。他沉痛地说起，那些反对叙利亚总统巴尔沙·阿萨德（Bashar al-Assad）者所抱持的崇高理想——自由、一定的平等，还有保护伊斯兰，都已经被教派间的暴力，各种民兵组织、圣战组织（jihadis），以及与外国人的斗争所取代了。“这已经不再是反抗当权政府的革命了，这是一场内战。”[1]

表面上看，将革命和内战的概念相区分，理由确实很充分。内战通常被视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带来的只有痛苦和灾难；而革命则被认为是创新和进步的肥沃土壤。内战让人联想到古老的怨恨和彻底的分歧，而革命则指向一个开放、发展的未来。以此类推，内战通常受到时代和地域的局限，它一般发生在特定时期内的某个国家或团体中。[2]与之形成对比，革命似乎具有蔓延性，当它发生时会遍布世界各地，至少在现代世界是如此。因此，在不断进步的人类自由过程中，某种意义上，革命定义了现代世界。但是，至少从共产主义事业在东欧和苏联受挫之后开始，当我们看待革命的时候，越来越无法忽视与之相随的巨大暴力和灾难。因此，在1989年之后，对于高尚革命的研究急剧下降，而关于野蛮内战的研究却呈现繁荣之势。这揭开了一个被掩盖的真相：伟大的现代革命的核心是内战。

这让人难以接受。传统观点认为内战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枯萎和坍塌，而革命则是人类精神的实现和进步。一股如此现代的、创新的以及进步的力量，居然来自那股古老的、传统的、退步的力量，这的确令人沮丧。这并不代表，革命没有产生新的事物。正如1963年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写道：“准确地说，在现代之前，革命是不存在的。革命是最新近的重大现代政治题材之一。”她将革命与其他类型的战争——包括内战——进行了对比，而她认为“内战是历史记载中最古老的现象之一”。[3]

革命和内战之间的对立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根据德国杰出的政治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观点，革命“作为和内战对立的概念”出现于18世纪。在18世纪初，这两种表达是“不可互换的，但并不互相排斥”。在16、17世纪，欧洲各种具有破坏性的宗教冲突都与内战相联系，所以，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期望在未来能够避免内战这种灾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乎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教育、道德、法律、政治、科学，还有宗教领域——革命都是最先进、最有益的转变的代名词。而启蒙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让非理性的、原始的、具有破坏性的内战之野草无法再找到生存的土壤，最终枯萎消亡。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所编辑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1765），是对启蒙哲学的伟大汇总，但其中没有收录“内战”（guerre civile）这一词条，这个虽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信号，告诉我们这两位启蒙运动者认为，他们的时代已经成功地根除了内战的问题。[4]这种对消除内战的渴望，同时也流露出深谋远虑的革命鼓吹计划。于是，在18世纪晚期，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相对尖锐的二元对立局面。如科塞雷克所总结的：“在很多方面，‘内战’的含义变成了无意义的循环反复，而革命开创了新局面。”[5]

但是一切都需要时间。到此，我们也应该清楚，现代革命者自认为所书写的是政治改革篇章——呈现了全新的面貌，而事实上很明显只是历史学家笔下的罗马内战的重写。这个新的脚本，与旧的一样，是意志的表现。它也会在主权问题上产生争议，也会被历史重演的恐惧所笼罩。同样的，在17、18世纪，对罗马内乱的概述催生了新的欧洲历史写作门派。这种新的写作方式，将具体某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描述成一种“革命”，即他们的侵略经历，君主制下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以及内战。[6]

罗马人及其继承者将具体的内部斗争与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认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一系列毁灭性性事件。君主派和支持帝国的学者，都会将独裁统治描写成缓解日益增加的恐惧的良方。暴力动乱导致国家权力更替的故事，一直都是欧洲历史学家的写作主题，只是历史学家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改造。作为革命历史，跨越了几个世纪，然后，一点一点地抹去内战的阴影。最终，革命的现代身份被重新创造出来，而内战只是它不受待见的前史，必须将其极力掩埋，但却无法真正摆脱掉。

17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重新构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革命”，他们还将这种革命范式运用到罗马历史的叙述中——从早期王政时代，到共和国时期再到罗马帝国，包括了几个世纪的罗马历史。[7]例如，英国神职人员劳伦斯·埃查德（Laurence Echard，1672—1730）所著的《罗马史》（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City to the Perfect Settlement of the Empire by Augustus Cæsar，1695及以后）就是遵循了这种思路，并且他还运用同样的思路翻译了法国学者皮埃尔·约瑟夫·德奥尔良（Pierre Joseph d’Orléans）的著作《斯图尔特王朝的英格兰革命史，1603—1699》（The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s in England Under the Family of the Stuarts, from the Year 1603 to 1690，1722）。与此同时，历史学家维托（Vertot）在完成他的畅销作品《罗马共和国的革命史》（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arrivées dans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1719及以后）之后，延续这一风格创作了之后的葡萄牙和瑞典的“革命”史。[8]其他效仿者则会仔细剖析欧洲历史中以及更广阔的欧亚历史中的所有革命。综观这一流派的写作，内战始终被列入革命的篇章中，但是革命在概念上却没有和内战相区分。并且，在欧洲，“革命”成了对亚洲暴力动乱的标准称呼，包括1644年中国明朝的灭亡。直到18世纪末期，欧洲人不再将亚洲的动乱称为“革命”。他们小心翼翼地保留这个词，因为他们要把“革命”一词用在自己的政治变革上。[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