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第2/8页）

那时，当代欧洲思想家至少可以区分三种形式的内战：大概可以被称为“继承者”“超分裂主义”和“分裂主义”。“继承者”内战是君主制政体中更容易发生的罪恶。阿尔杰农·西德尼以及其他许多人就曾毫不留情地指出，自中世纪起，“继承者”内战就像瘟疫一样一直笼罩着君权，其源头就是对欧洲王位继承权的争夺。在1680年——当时，在不列颠和爱尔兰，两个斯图尔特家族正在争夺三个王国的王位继承权——西德尼写道，这种继承权的斗争就像罗马内战一样。它们是重复发生的，并且可能永远不会结束，因为他们是源于君主制的本质：“君主的暴政，和其他人渴望掌权的野心”，就意味着“一场内战的结束，就是另一场内战的开始”。[10]这是罗马内战的循环模式，转移到了后罗马时代的世界中，既包括君主制政体，也包括共和制政体。

“超分裂主义”的内战，是指对立的党派争夺同一片领地的主权。这正如罗马隐喻中所描绘的，同一个国家分裂成两派，而他们都试图取代对方。罗马人及其继承者都十分清楚，分歧本身并不是这一类型内战的主要特点。内战中的双方——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下国家统治者和反抗者——“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两套分裂的体系，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才是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 [11]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而非事实。然而，起源于18世纪中期的内战的法律构建，将会对法国和美国革命期间的争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于19世纪的国际法领域也会有积极的作用，但这是后话了。

“分裂主义”内战，产生于18世纪后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现象。分裂，诚然也曾是罗马时期的一个内战类别。但当时的含义与后来截然不同。分别在公元前494年、前449年和前287年，罗马的底层阶级——平民——发起了暴动并且撤退到了城外。这被称为“平民撤离运动”，但最后并没有发展成为内战，而且这些运动的发生时间，远远早于罗马人将公民内部冲突称为战争的时期。“分裂”在现代的含义，更多是指一个政治团体试图脱离本来的政治权威的控制，以获得独立身份。或者用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12]18世纪晚期之前有过几个这样的先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6世纪80年代荷兰对西班牙君主的反抗；只有在1776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成功地从帝国独立出去之后，这种类型才变得更常见，并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因此，美国人民为内战提供了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概念，并且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被全世界效仿。

***

瑞士学者艾莫尔·德·瓦特尔（Emer de Vattel，1714—1767）是阐释内战的现代含义的伟大开创者。现在的人们多半不知道，他除了是一名学者以外，更是整整100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法学思想家。他出生于瑞士的纳沙泰尔，立志要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他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用当代的语言来说，是国家和自然法则，即起源于罗马法律和哲学的知识传统，研究如何用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来统治国家和个人的行为。瓦特尔的主要作品《万民法》（The Law of Nations，1758）[1]是一部全面而简明的著作，总结了适用于国家行为的自然法则。这部著作让他在德雷斯顿的萨克森获得公职，也确立了他作为伟大法学权威的地位。更不用说托马斯·杰斐逊及其他人在1776年起草美国《独立宣言》时，正是参考了此书。

瓦特尔这本《万民法》，虽然讨论了广阔范围内的自然法则，而不局限于国家行为，但他写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法。在美国革命时期，它对于美国的建立者来说，就是一本国际行为圣经。该书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几十年以后，激励了拉丁美洲和南欧的革命运动。而且直到19世纪30年代，它都是一本常见的案头书。无论是在图书馆看，还是在律师、政客、行政官员的书桌上都能发现这本书。瓦特尔在写作中融合了现实主义和道德考量，因此这本书如此受欢迎。首先，他坚定地在自然法则的伦理框架内写作，然后又展现了对国际政治事务的理解。同时又涉猎广泛，无所不包，无论哪种观点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例证，无论是投降派还是抵抗派，殖民主义者还是反殖民主义者。他巧妙地将现有的理论和传统结合，同时在国际行为规则缺失或不明确的问题上，进行解释和构建。内战只是他所涉及的其中一个课题。他首次将内战置于国际法则之内，这一创造性做法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瓦特尔在写作时，有意识地采用了17世纪思想家们的传统，很多人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比如胡果·格劳秀斯、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从洛克身上，他学会了采用谨慎克制的态度来对待非正义的统治者。“我们很少见过像尼禄这样的暴君，”他曾写道。他还继承了霍布斯的关于建立自由与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理论。格劳秀斯则让他对定义战争及相关法律的制定产生了兴趣——包括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严格地说，是jus ad bellum，意为发动战争的权利），还有战争中的行为规则（被称为jus en bello，意为战争中的权利）。瓦特尔本人对战争的定义是：“我们诉诸武力以维护权力的状态。”不过，瓦特尔并不同意格劳秀斯关于私人战争的观点，他认为并没有所谓的私人战争，与让——雅克·卢梭4年后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所写的一样——“公开战争……发生在国家之间或者元首之间，以公共权力为名，并在公共权力的指挥下进行”，将战争限定在了国家之内。[13]表面上看，瓦特尔的定义将反对元首或者“公共权力”的叛乱分子排除在合法交战方之外。但是他的关键性创新在于，他认为他们可以成为合法的交战方。这就为以下两方面开辟了道路：第一，在内部冲突中，战争法则的适应；第二，潜在的激进主义，即外部力量可以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事务。

瓦特尔的讨论始于一个“备受争议”的课题，即主权国家是否应当运用战争法则来对待叛乱者。对此，其中一个考量方法是靠经验；让一个国家陷入痛苦的骚乱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有喧闹的“骚乱”，有更暴力的“煽动性叛乱”，还有挑战主权权威的整个城市或者行省的“叛乱”。在瓦特尔看来，以上这些都不能算是合法的，他认为：“如果恶行不是完全难以容忍的话……每个公民都应该耐心地忍受它。”除非这种恶行是非正义的，“如果恶行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压迫，”那么反抗就是正当的。[14]这也是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表达的观点；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中心论点，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还援引了1649年对查理一世的控诉书中的语言——“发动残忍、违背人性的战争”。还有一段是美国《独立宣言》最终版本的删除部分，其中，杰斐逊指控乔治三世鼓励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此基础上，杰斐逊以与查理一世相同的罪名——“发动了违背人性的残忍战争”，把奴隶运送到大洋另一端，剥夺了非洲人民的自由——对他进行控诉。乔治三世发动的是“如此残酷的战争”，针对的是“遥远的无辜人民，这些人从未冒犯过他”，所以，殖民地人民——这里是指非洲人民——有正当理由脱离他的统治。[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