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中国国防论之始祖（第4/6页）

感情能常得其平衡，则大有助于性格，故感情之强健者，其性格亦多然。

吾侪于此，又不能不举类似此性之执拗（愎）一言之。

执拗云者，人之所见愈于己而拒绝之之谓。既有能力足以自成一见解，则其智力必有可观者在，故执拗者非智之失而情之失也。盖以意志为不可屈，受他人之谏而不快者，要皆由于一种我见。我见云者，所谓“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世有顾影而自喜者，其性质实与执拗类，其不同者，彼则在外观而此则在事实也。

故吾人以为感情不快之故，而拒绝他人之意见者，是为执拗，是决不能谓为性格之强健，执拗之人往往以智力不足，而不能具强健之性格者。

案：格氏此说，其论果断为智勇交互之结果，及名誉为坚忍之原动等，精矣详矣，顾仅足似解原文之半，何者？盖格氏之说，专为临战而言，而《孙子》之五字合平战两时而兼言之也。曰信，曰仁，曰严，盖实为平时所以得军心之原则，在近日之军制度修明，教育精密，则有赖于主将之德者较少，三者之用不同，而其极则为众人用命而已，此则军纪之本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案：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任官之道；主用者，主将之作用也。以今日之新名词解之，则军制之大纲也，主用者最高军事机关之设备，若参谋部之独立，君主之为大元帅，皆直接关于主将能力，威严信任之作用者也。官道者所谓官长之人事也，凡晋级补官等事属焉。道之字义形容尤极其妙，道者狭而且修，今观各国军人之分位令何其似也。曲制者，则军队之编制也。观下文法令执行之意，则知法者含有军纪之意，国军之强弱以军纪为本，而人事整顿，部队之制度，主将之权威，实为军纪之基础，而建军之原则尽于此矣。

参照后文“凡用众如用寡者分数是也”义，分数云者，即编制之义，所谓曲制者是也。

此节杜氏注谓：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车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则似举编制经理兼言，就本节论，文义较完，唯就上下语气考之，则此节似专指编制言，故以主用为主将之作用。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此为第二段之终。所述者，仅建军之原则，而即断之曰胜，曰不胜，可见胜不胜之根本问题，在此不在彼也。

第三段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

案：此则言未战以前，人主所当熟思而审处者也，死者不可以复生，亡者不可以复存，故孔子曰“临事而惧”（临者将战未战之际之谓），此节连用七孰字，正以形容此惧也。

强弱无定衡，故首重在比较，然有形之比较易，无形之比较难。此节所言，则属于无形者居多。今各强国之参谋部，集全国之俊材，所以劳心焦虑，不皇宁处者，则亦唯此数问题之比较而已，此种盖有两难。

第一，为知之难，吾入于普通之行事，有误会者矣，于极亲之友朋，有隔阂者矣；况乎国家之事，况乎外国之事，而又涉于无形之精神者乎？必于其政教风俗，人情历史，一一融会贯通之，而又能平其心气，锐其眼光，仅仅能得之，而未必其果然也。当俾斯麦为议院攻击之时，孰敢谓普之民能与上同意也。当苦落伯脱金于俄土战役之后（苦于俄土之役为参谋长，著有声誉），孰敢以今日之批评语讥之？普法战役之初期，毛奇乃与第一军长相冲突，日俄战役之终期，而儿玉（参谋长）乃与各军长生意见，幸而战胜，故说之者寡耳，非然者则岂本亦为胜败原因之一，啧啧于人口哉！况“军纪之张弛，教育之精粗，非躬与士卒同起居，则不能识其真价”（毛奇之言）。而精神诸力又容为物质所误，读日俄战争前欧洲各报之评论，盖可见也。故此节曰索其情，索者探索之意，言必用力探索始能得其情也。

第二，为较之难，较之云者，言得其彼此之差也。无论何国，有其长，必有其短，其间程度之差，有甚微而其效甚大者。今以最浅显者譬之，例如调查两军队射击之成绩，而比较之。甲平均得百分之零三（即千发中中三的），乙得百分之零三五（即千发中中三的半），此固有种种关系不能定为孰优孰劣，然一战役间，假定每兵彼此人数相等，则乙已可灭甲之半矣；气弱者见敌之长，见己之短（二者常相因），则邻于怯；气强者见敌之短，见己之长，则邻于骄。故同一时，同一国，而各人之眼光不同，所说亦互异。为主将者，据种种不同之报告，而以一人之神明判定之，且将综合其全体（譬若主有道而将未必能），截长补短，铢两悉称，于以定和战之局，立外交之方针，其非易易，盖可见矣。昔普法未战以前，法国驻普使馆武官，尝列陈普军之强矣，拿破仑不之省，盖数战而骄，亦以法之地位自有史以来较普为强也。顾与其骄也，毋宁稍怯，盖怯不过失其进取之机会而已，骄则必至于败亡之祸也。

伯卢麦著《战略论》第三章，论国家之武力曰：“当战争时，国家欲屈敌之志以从我，则用武力。武力云者，全国内可以使用于战争之各种力之总称也。”

武力中之最贵重者，曰民力，即国民之体魄、道德、智识之力也；征之于史，固有用外国兵以战者，然背于近今战争之原则，盖国民有防卫国利之荣誉义务者也。民力之大小，以其多寡及性质而定。民力者，各人之力之总积也。故随数以俱增，为当然原则，然各人之力之差则甚大，故有其数大而其积小者，勇敢质朴之人民，此之懦弱萎靡者，其数虽小，而军事上之能力转大也。

然道德、智识之力，实较体力为尤重，义务心、果断、克己、爱国精神等诸德性，其增加国民之武力者盖伟，智识之程度亦然。故战争者，国民价值之秤也，上流者安于逸乐而失德，则其军之指挥不灵，普通人民之文化不开，则其锋芒钝。

其次为物质之资料，土地之富力，农业之情状，商工业之发达程度，及养马牧畜，皆为其重要之分子，其能确实心算者唯蓄藏于自国。或自国之出产而已。故金钱亦重要之资料也，然近世军队虽比于昔为著大，而金钱问题则转在其次，何者？盖国家使用国民材料之权利较昔为大也，近今则国民之材料愈发达，故国家间接以受其利。

雇兵之费，较征兵为大，夫人而知之矣，至有事之日，马匹及材料等非由外国购入不可者，则其国之金钱问题愈占重要位置，更进论之，则财政之整理与否，亦为国家武力之重要原则；盖财政苟整理，则能以国债集一时之现金，而取偿于将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