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第2/5页）

很显然，在向上追溯的过程中，每抵达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将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种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上看，也许很合适，但从较高的立足点上看却是要摒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往往是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来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因为，只有研究原因，才能找到富有价值的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如此一来，不管是从下往上还是从上而下的研究，都会遇到巨大困难，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就越容易受到其他力量与情况的支配。所以，人们在探讨那些远离事件的原因时，就越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原因并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发现会战失败的原因，就自然找到了导致整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不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各种或多或少的原因也影响战争的结局。

同样，在立足点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检验手段的复杂性也不断增强。因为目的越远大，为了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就越多。所以，必须对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者可能做的一切进行考察，因为所有军队都追求着战争的最终目的。

如此一来，就可能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而不能不费心考察的事情也只得做出许多假定，所以人们往往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统率意大利军团从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他打算趁着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迫使对方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该手段是选得十分正确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

当时，卡尔大公实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后便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当他看到敌军实力雄厚、士气旺盛时，便撤出战场。

通过这场胜利，拿破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他可以挥师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其余两路大军的进攻，并与他们紧密联系。拿破仑也是这样考虑的。从这样的角度看，拿破仑是正确的。

可是，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即从法国督政府的角度来看，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却只是冒险的军事行动。因为如果奥地利人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能够在施太厄马克组建强大的预备队，那么卡尔大公完全有能力进攻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如此一来，拿破仑所率的军团不但可能全军覆没，而且还会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

这一点，拿破仑在到达菲拉赫后就看清楚了，所以他签署了《累欧本停战协定》。

然而，如果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并且知道奥地利帝国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维也纳会因为拿破仑所率的军团的进攻而备受威胁。

如果拿破仑知道维也纳没有军队掩护，施太厄马克没有强大的预备队，那么拿破仑直逼维也纳便不再是毫无目的了。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地利人对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倘若奥地利人重视维也纳，愿意付出媾和的条件，那么拿破仑威胁维也纳便可当作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深知这点，那么批判就可以结束。

倘若对此还有疑问，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更高层面进行批判，并追问：如果奥地利人放弃维也纳，撤往腹地，那么事情将会怎样发展？很显然，倘若不分析莱茵河地区双方部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无法对此做出回答。

在法军占有决定性优势（13万人对8万人）的情况下，法军获胜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可是问题来了：法国政府想要以此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是乘胜追击、消灭奥地利帝国，还是占领奥地利大片领土作为媾和的资本？

我们要先分析出这两种情况所带来的结果才能断定法国政府会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倘若研究结果是这样：消灭奥地利，而法国军事实力不够，以至于整个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只占领奥地利的大片领土也会造成法军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会给人们对这次军事行动的评价产生影响。

这也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依旧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内在原因。

该合约除了让奥地利付出了一些就算它取得了成功后依旧无法收复的领土外，再也没有必要做出更大的牺牲。

但是，倘若法国人不做这样的两个思考，他们根本不会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将签订该条约作为冒险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地利人是如何评价上述两种结果的？尽管奥地利非常有可能最后获得胜利，但是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奥地利人就必须继续牺牲，而签订一个不算苛刻的和约却足以避免这种牺牲，如此一来，他们要考虑的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

第二个问题是，奥地利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继续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奥地利政府是否考虑过法国政府想要什么，对方是否会因为暂时的失利而丧失继续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第一个问题富有重大意义，人们在提出极端的计划时，常常会考虑到这点，并且正因为出此考虑，人们才往往不执行极端计划。

第二个问题也极为重要，因为人们并非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与常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交战。拿破仑肯定知道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声名足以先声夺人。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在1812年进攻莫斯科，然而他失败了，他的名声也受到了影响。

1797年，拿破仑的威名正盛，并且有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可是，即便如此，倘若不是他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可能造成他在1797年的行动不是取得胜利而是失败。

对于这个战例，我们就探讨到这里。因为它足以说明，当人们在研究中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即为检验最终目的而采取决定性措施时，将会牵扯数不胜数的对象和广泛的范围，会遇到难以预计的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不仅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会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产生影响，而且先天的才能也会对此产生巨大的影响。阐明各种事物的关联，在盘根错节的无数实践中甄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这主要依靠天赋的才能。

批判的研究不但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所以，在研究中必须指出，即找到极有可能采用的手段。倘若不能找到更好的手段，就无法指责已被使用的手段。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使用的战术很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提出这种尚未投入使用的战术是一种独立的创造。不能通过理论对这种创造加以规定，而只能通过丰富的智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