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拉加苏之二（第2/5页）

通过前三条路线，都容易直接威胁日军在缅甸控制的核心地域和主要交通线，或对日军形成切断进而围歼；而后两条路线即便成功，也更容易与日军打成“顶牛”，形成一进一退的局面而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问题出在英国人身上。英国人在缅甸的态度十分清楚，就是排斥其他任何大国进入这一地区，坚决等待战争结束后，日本“合情合理”地向大英帝国归还这块领地。因此，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染指缅甸，无论出于何等目的，都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个，罗斯福斡旋丘吉尔与蒋介石约定的，在缅甸南部岛屿登陆的作战计划，被一拖再拖，终于无疾而终。

可是，此时的英国，已经不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庞然大物了。两次世界大战耗干了英国人的心血，世界的天平已经向新兴的大国倾斜。在德黑兰会议上，人们形容丘吉尔先生在罗斯福与斯大林面前的地位，就仿佛“美国鹰和俄国熊之间的一头老瘦驴”（赫尔曼·沃克《战争与回忆》）。所以，面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有求于人的英国人也不得不做出一点象征性的让步——史迪威将军可以发动反攻，但是他的路线只能局限于北缅。

第一次缅甸战役的时候，英国方面曾同意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全境作战，戴安澜将军死守的同古，就在仰光北面一点点，向南打出两百公里，就可以看到印度洋了。这个距离，也就和北京、天津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当时，在缅甸的华人给了远征军最大的支持，甚至在远征军失利败走野人山的时候，还有上万华侨坚定地追随祖国的军队撤退，宁可埋骨荒山，也不放弃。

史迪威等人在印度观看中国远征军的训练和演习

中美两国将领检阅远征军部队，右侧的美国将领是史迪威，左侧的两名中国将领是孙立人和罗卓英。

出师的中国远征军

大约是这种热情，让英国人感到了中国在缅甸的强大号召力。在发动反攻的第二次缅甸战役中，英方严格限制中国远征军的行进路线，试图尽量避免他们与缅甸普通民众的接触，以免给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造成问题。将中国远征军进攻的路线限制在人烟稀少的缅北，大概不无这方面的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只好无奈地选择了胡康河谷来发动这次进攻。

谈到从印度出征的中国远征军，史迪威的名字不能回避。作为这支数万名官兵组成的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并不是一个挂名的摆设，他有着真正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在当时乃至此后的中国，都堪称一件古怪的事情——把军队交给外国人来指挥，这几乎是一种近乎于卖国的行为。史迪威能够指挥中国驻印军，纯粹因为他手中握着的美援，他是中国实在不能得罪的。

不过，反攻开始以后，史迪威最终还是将指挥权还给了孙立人和廖耀湘两位中国将军，放手让他们指挥前线的作战。实战让他明白，指挥中国军队，最好还是中国人自己来干，否则再好的美国将军，无论是柏特诺还是梅里尔，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没法突破中西文化的高墙，把一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从结果来看，他这个选择堪称明智。

一个有指挥权却又并没有真正指挥每个战役的将军，一个在最后胜利之前黯然回国的美国人，史迪威的形象在不同人眼里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述。

在美国国内的舆论中，史迪威是一个“中国通”，一个现代的戈登，他一手培养出了一支当时无论训练还是装备，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军队。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而勇敢的老兵，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而且富有进攻精神。在日军气焰最嚣张的时候，他指挥了对缅甸的反攻，并成功地打通了中印公路。他和中国将军孙立人的配合珠联璧合，孙在前方指挥战斗，史在后方提供支持，是远征军成功的基石。史迪威深受罗斯福总统的信任，在美国国会畅通无阻，这使得他在整个缅甸战役中是最财大气粗的一个。他的解职，纯属遭到东方国家一些小人的陷害，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无论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对史迪威的好感都十分有限。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将史迪威描述成一个傲慢的美国佬，一个企图利用美援杠杆夺取中国主权的阴谋家。他在无法迫使蒋介石交权的时候，甚至组织中国军官试图通过政变的方式直接把“花生米”（史迪威给蒋介石的外号）干掉！最终，在中国人的联合抵制下，正义得到伸张，这个比敌人还可怕的盟友终于被赶走了。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逃之后，人们不再讨论史迪威试图干掉蒋介石正确与否，但依然津津乐道于远征军里中国军官为“捍卫民族气节”，和史迪威等无礼的美国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办公室中的史迪威。真实的情况是这个“醋性子乔”生性活跃，从来不愿意坐办公室，总是穿上一身士兵的服装到前线走来走去。这好像是史迪威唯一一张在办公室的照片。

史迪威和他的爱将梅里尔。梅里尔准将是美军特种部队——加拉哈特空降旅的指挥官，功勋卓著；但要他代替中国将领指挥中国军队，也同样不可思议。

著名的一张照片：蒋介石夫妇与他们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明明是谈笑风生的三个人，根本看不出其中的两个男人都恨不得要了对方的性命。所谓包装，看来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事实上，在中印缅战区的上层，乔治·史迪威是个很少有人喜欢的“醋性子乔”。英国人不喜欢他，甚至面对试图打开中印公路的计划，本应受益最多的蒋介石似乎也有些冷淡。

美国参战以后，在华的日军部队很多被调往太平洋战场。从1940年到1943年，尽管日军在敌后战场对八路军发动了多次猛烈攻势，给太行、冀中等敌后根据地造成巨大损失，但正面战场的各条战线上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减少，抗战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相持阶段。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对发动积极的反攻兴趣不大。这一点，他与英国人在缅甸的思路相似，都有“等”胜利的嫌疑。

不能不说蒋介石的思路有一定道理，他深知日军的战斗力和自己部下的弱点。即便装备了美式武器，反攻也不是那样好打的。既然依靠美国最后总会打胜，又何必付出巨大的代价呢。如果中印公路打通，对日的反攻就无法回避；如果中印公路打不通，蒋介石大元帅有充分的理由和日军继续“对峙”。1944年滇西反攻，中国军队惨重的损失似乎也在反证蒋介石思路的正确。然而，1944年日军出其不意的大规模反攻，给装备训练都落后的国民党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史称“豫湘桂大溃败”，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重庆一片恐慌。假如中印公路早日打通，国民党军或许远不会败得那样惨。如果把意义放得再远一点，很多原来对国民党较有期待的人士，正是因为这次大溃败丧失了对它最后的信心，而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