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打洛之二（第2/4页）

王楚英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前，廖耀湘也收到了傅宗良改变进军路线及其自订作战计划全文，他心中是赞成傅宗良的计划而不支持史迪威原计划的。且认为蒋介石要将傅宗良撤职查办的电令也下得过早，必须等65团攻取打洛的作战行动成败而后定。他便立即给蒋介石复电：傅宗良改变史迪威将军令该团进攻打洛的进军路线，事先已得到我的允许，责任应由我负，尚应视该团作战结果而定是非。他还向史迪威报告说，傅宗良的行为得到了他的允可，现派李涛副师长亲往傅团督战。此外，廖耀湘另给傅宗良写信，交待在李涛督促下仍按傅宗良的计划行动。”

不过，王楚英可能没有看到廖耀湘给傅宗良的信，所以并不知道廖曾建议傅宗良首先回到师部与郑洞国军长沟通，这显然对傅保住职位非常重要。然而傅宗良并没有从命，仍然在前线指挥战斗，直到打完百贼河之战后才返回师部。

远征军驻印部队副总指挥兼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他是中方将领中握尚方宝剑的的主心骨。

这可能就是职业军人与“懂官场”的军人之区别吧。

廖耀湘给傅宗良的信

对这个时候回到师部的傅宗良，廖耀湘组织了夹道欢迎，让这位满身战尘的团长怨气全消。不过，估计廖耀湘私下也会有些哭笑不得：正月十五拜门神，军长都走了好几天了，你还回来干吗？

而这个时候，史迪威却坐着橡皮船亲自到第65团前线考察去了。

史迪威到前线考察，是王楚英的建议。26日，史迪威乘橡皮筏，只带了不到十名随员和卫兵到达百贼河前线，指挥随员查点日军的尸体数目和俘虏的武器数量。见第65团报的数字与查验结果相符，史迪威当即对来迎接的李涛等人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好，我要为你们请功。傅宗良上校的功劳最大，我要为他请勋，并报请蒋委员长撤销对他的处分。”王楚英回忆史迪威在百贼河前线见到了傅宗良，这是不确切的，估计是年代久远引起的误记。因为前一天傅已经离开所部了，直到打洛之战，第65团的指挥官都是副团长罗英。

回到新22师师部，得知傅宗良在这里“等待处分”，史迪威立即召见，坦诚地对傅说：“我很抱歉，我当初还以为你畏敌而抗命。”因此给傅宗良的处分，自然随后撤销。

傅宗良撤职事件引发的中美矛盾，在史迪威亲赴前线考察后烟消云散。这件事虽然耽搁了歼灭日军第三大队的时间，但是对中美双方在远征军的合作与相互信赖有极大的促进。史迪威其人，虽然缺乏温情却是个光明磊落的老军人，知错认错，毫不犹豫，在中国官兵中受到普遍的赞赏。

倔老头史迪威，其实对前线战士充满温情。

美军印缅部队教材中最初中国士兵的形象，可见当时盟军对中国军队的瞧不起。

此后，史迪威也开始动迂回这种东方兵法的脑筋了，后来在密支那和英多（Indaw）打出的两翼齐飞，就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

傅宗良后升任新22师副师长，抗战结束后一度担任青年军第207师第一旅旅长，他对内战兴趣不高，解放战争中寻机去台湾任职，总算全身而退，没有落到被俘的下场。

解决了内部的不和，新22师随即发起对打洛的攻击，这一仗，中方史料称为“打洛踹营之战”。“打洛”也有翻译为“大洛”、“达罗”的。

打洛，是胡康河谷南侧最大的一个盆地，也是日军在这一带最大的据点。对此地，有打洛镇、打洛村，以及打洛平地等不同称呼。有的文章提到远征军在缅北经过的打洛等地并无人烟，只是一块林中空地，到底当地是怎样的情形呢？

为了了解打洛的真实面貌，我采访了在神户大学留学的班端先生，他的老家就在缅北的西堡（中国也有翻译成“细胞”的）。介绍他的时候，友人本来称他为“吴班端”，我凑趣恭维了一句说，他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是一个家族的。结果颇为尴尬，班端先生花了好长时间才让我明白，缅甸人实际上没有姓，“吴”是类似于德语中“冯”，或者西班牙语中“唐”的尊称而已。如果硬要说它是姓，那缅甸人都是吴丹秘书长的亲戚了。

根据班端先生的介绍，打洛上个世纪后期曾有很长时间被荒废，若是去当地看，的确会认为那里只是荒芜的林空。远征军经过的缅北许多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当地人口不多，还是有人聚居的。特别是打洛和新平洋，依托中印之间的马帮贸易，与其他小村落不同，居民还是以缅甸掸族人和一些汉族后裔为主。只是当地人一向不向英缅当局缴纳税金，以自治为主。打洛是一个较大的村庄，称为镇固然勉强，但并非不毛之地。

缅北当地人之间也经常爆发血腥的战斗，比如那嘎族人，就以砍人头著称。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远离丛林。在部落的仇杀中，也有人会暂时躲进丛林藏身，但没有人会追进去——不久他自己就会出来的，或者，永远也不会出来了——热带丛林的瘴疠对当地人一样致命。

这一点，孙立人的胆量比当地土著还要大，他在胡康河谷作战中指示部队：“唯有放胆进行密林开路，实行对敌大迂回包抄，才是两全上策。具体做法是，以适当兵力从正面佯攻，另以主力部队秘密潜入从未有人走过、而敌军又不曾设防，也想不到要设防的密林中，以缅刀披荆斩棘，跨越高山开路前进，攻其侧背，断其补给，动摇其军心，最后对凭借天险、工事顽抗之敌，实行前后夹击，将其消灭。”

不过，孙立人的大胆并非莽撞，为了实施丛林穿插，他曾与史迪威反复研究。史迪威为此责成美方负责部门，为中国远征军全力提供丛林作战所需的热带病预防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在战场上敢打敢拼的远征军官兵，竟然在注射预防针时出现晕针现象，倒成了一件战场上的花絮。

穿越丛林的大规模穿插战法，在缅北丛林中打中了日军的要害。田中新一凭险设置的多道防线，都是在这种穿插中瓦解的。

与孙立人这一战术可以媲美的，是“黑土地之狐”林彪创造的攻城术。在解放战争初期，缺乏大规模攻坚经验的共产党军队，曾多次受阻于国民党军在城市中组织的街巷防御战。林彪本人就曾在四平吃过陈明仁的亏。经过四平之战，爱琢磨的林彪终于想出了攻坚的妙招——他麾下的第四野战军攻城时不走街道，而是从建筑中开路，遇房拆房，遇墙拆墙，强行打开新路直取敌军要害。这样一来，敌军部署的巷战工事就都成了摆设。在进攻天津、锦州的战斗中，林彪的部队依靠这种战术，使号称“固若金汤”的国民党军防御体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崩溃。此后，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对林彪闻风丧胆，很少有据城顽抗的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