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
东汉时期，帝国政府的选官制度经发展而趋于严密，察举制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一，就是“授试以职”的制度。下面，我们就考察其内容与意义。
一、“授试以职”考述
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的正式规定，大约始行于东汉光武帝之时，并且屡次得到了重申。《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又《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官仪》：
(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自今已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
又《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永元五年三月诏：
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
世祖光武诏书中之“孝廉之吏”及章帝建初八年诏中之“孝廉吏”，均应作“孝廉、廉吏”，考辨已见前章附录。此二诏皆先言公府辟士，后叙州郡察举，察举涉及的是茂才、尤异、孝廉、廉吏四个岁举科目。章帝建初八年诏与世祖光武帝诏大同小异，当即后者之重申(1)；和帝永元五年诏，又重申了九年前章帝的诏书。
又《玉海》卷一一四“选举”：“《和纪》注《汉官仪》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务尽实校试，以职考选。有非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此文中“务尽实校试、以职考选”一句，与前引《和帝纪》注引之《汉官仪》“务实校试以职”略异，多“考选”二字，录以备考。
这三个诏书都涉及了“授试以职”的规定。对这一规定，有人解释为举至朝廷后以职相试。(2)这似有误会之处。世祖诏中“务授试以职”句，章帝建初八年诏作“务实校试以职”，由此仍难确定其意所在；但和帝永元五年诏则曰“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可见，“试职”乃是“在所”即“二千石”之事。就是说，是刺史郡守试秀才孝廉以职，与公府实不相涉。《后汉书·张禹传》王先谦集解校补引柳从辰云：“以此知孝廉之举，要必先试以职，中于四科，然后可应诏书。如郑宏以郡督邮举孝廉，周章以郡功曹举孝廉，皆是。”“四科”为丞相或三公辟召标准，与察举无涉，已见前章之辨析；但柳氏将“试职”理解为应举者先于州郡“试职”，所试之职为督邮、功曹之类，这更近原意。总之，“授试以职”意谓对秀孝，举主应先委以一定职务，使之由此“便习官事”，或由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可举至中央。
至于“试职”的时限，开始似乎并无成规；后来则有了具体规定。《后汉书·左雄传》记顺帝时尚书令左雄上疏陈请：
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
疏上获准。这就明确规定了“吏职满岁”的时限，并把“试职”的范围扩大到了公府辟召。就是说三公欲加辟召者，也应先经过一年以上的乡部亲民之职。又《后汉书·桓帝纪》本初元年七月诏：
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
此诏确定了“秩满百石”的应举条件，“试职”的时限又骤增至十年。“十岁以上”的时限似乎过于长久，但参之以顺帝时左雄曾定制“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之事，这一规定并非不可相信。年至四十之人，完全有可能已经为吏十年以上。
上述规定涉及的察举科目，有茂才、尤异、孝廉、廉吏四科。尤异与廉吏举自现任官吏，故“试职”之制对之没有意义，这是汉代诏书行文不甚严密之处。但秀、孝二科原是面向一切吏民的，包括布衣处士在内。而按此规定，除“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外，平民被举至中央之前就必须有一段仕州仕郡的资历。所以，东汉察举又称“举吏”或“察授”，“举吏”即由吏而举，而“察授”即授职而察。
先看“举吏”。前引和帝永元五年诏，有“郡国举吏不加简择”之语。联系上下文，知郡国举孝廉可称“举吏”。《后汉书·周景传》记太守韩演“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此事《风俗通义·十反》记为“举孝廉，唯临辞一与相见，无所宠拔”。又《后汉书·左雄传》记其定制孝廉先试经奏于公府，同书《黄琼传》则记为“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均见东汉孝廉之举又可称为“举吏”。
再看“察授”。《风俗通义·十反》：“(田)叔都最为知名，郡常欲为察授之”，“(周)乘虽见察授，函封未发，未离陪隶，不与宾于王”。王利器释“察”为察举，“授”为授职，甚是；但他又说“谓察举孝廉，使之服官从政也”(3)，以所授之职为朝廷之职。但玩味“虽见察授”却又“未离陪隶，不与宾于王”之语意，知所授之职为郡职，非朝官。此制至魏晋不改。《晋书·索 传》：“司徒王戎书属太守使举(索)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举孝廉。”此即“授职而察”。《文选》卷二五卢谌《赠刘琨诗》李善注引《傅子》：“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按“故吏”之事于东汉为盛。秀孝向州郡长官称“故吏”，因为原则上他们都应先历州郡吏职，为长官僚属。
这样，秀才、孝廉二科，与尤异、廉吏便有些接近了，因为它们都举自在职官吏。当然，四者还是有差别的，尤异偏重考课，举自守令；廉吏重在吏能，声望较秀孝为低，秀孝偏重举士，孝廉举后还须为郎宿卫，而廉吏则直接迁补，它们仍不相同。
二、“以能取人”
东汉前期出现的察举“试职”制度，不是孤立现象。我们尝试从更广泛的政治文化背景变动中探讨其意义。继王莽变法这一重大事件之后，东汉帝国政府的一个明显动向，就是对吏政的重视。这种重视，不妨理解为对遭到王莽变法破坏的理性行政进行重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