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第2/5页）

汉儒的参政，使独任“霸道”的秦政转变为“霸王道杂之”的汉政。但这一政治方针之中，也隐含着官僚理性行政和儒家意识形态的调适问题。西汉后期，随儒生政治影响之扩大，儒术的神道化、复古化倾向日益严重地冲击着“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并最终导致了王莽“奉天法古”的大规模改制变法。这一变法从儒家经典之中寻求理想社会的蓝图，把合于古制的祭礼、服色、历法、陵庙、明堂、辟雍、乐舞、田制、币制、官制、地名等等的复兴，视为“天下归仁”的标志甚至内容，并辅之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符箓谶纬、魔法巫术之类。战国秦汉数百年来形成的官僚理性行政，因而受到严重损害。

察举选官制也被用来服务于这种复古改制。《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利用察举罗致到了大批儒生，作为“制礼作乐”的助手。(4)同时察举之标准，也受到了影响。《汉书·王莽传》始建国三年：“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诣王路四门。”又天凤三年“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此“四行”即始建国三年所举之“四科”，二者为一事。(5)它来源于所谓“孔门四科”。《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汉书·郑玄传》：“仲尼之门，考以四科。”较之汉代丞相辟召之“四科”，这种“四科”少了“明法”一项；这就反映了儒法两家，对“政事”的不同理解。儒家崇尚“仁政”“王道”，但在其“人治”思想之中，对一个行政实体的周密建构和可靠运转的理性技术，却很少阐述。在这方面他们远较法家逊色。而法家的“法治”，则充分体现了依赖理性规程操纵官僚机器的原则。王莽变法舍汉丞相“辟召四科”而转用“孔门四科”，废置了“明法”取士的传统，这与其复古化、神道化的非理性倾向，是一致的。

秦汉以来，社会的功能分化已达到相当水平，政治与行政业已分化为一个自主的领域，有其独特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法则。理性的官僚行政，对于帝国的维持已不可或缺。王莽的非理性取向的变法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光武帝以下，王朝着力恢复“霸王道杂之”的方针。“柔道”与“吏化”兼举并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是被用一种体现了社会分化的方式区别对待的。意识形态上儒术仍被尊崇，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但它们对行政领域的非理性影响，则已受到充分抑制；在行政领域中，王朝着意强化吏治。《后汉纪·光武帝纪》：“是时宰相多以功举，官人率由旧恩，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郑兴请“愿陛下留神宽恕，以崇柔克之德”，光武不从。又《后汉书·韦彪传》：“世承二帝(即光武帝、明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又《后汉纪·章帝纪》：“初，光武勤治，孝明好吏事，风声相劝，俗颇苛刻。”这皆可视作重建理性行政的努力。行政领域中，王朝严格地贯彻“吏化”方针。

对西汉丞相“辟召四科”的重申，以及“授试以职”制度的建立，与上述“吏化”倾向显然是一致的。其目的，无疑是为了确保官吏候选人的吏治才能，确保其“便习官事”。《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三月诏：

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圳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

从光武帝之“多以功举”到章帝之“乡举里选，必累功劳”，功次的选官标准得到了一贯强调。章帝对察举“既非能显”的批评，反过来就是说被举之人必须“以能显”，以“授之政事”。这与“授试以职”而使秀孝“便习官事”的意图，显然一脉相承，所要求于官吏候选人的，都是吏治之能。选举“必累功劳”，是为了由“功”以见“能”，以见“政事”之“能”。“试职”之法，在此能够发挥重大作用。

汉代察举制在成立之初，就已包含着多种发展因素与倾向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察举出现了某种变迁，这往往就是其中某个因素特别地得到了发展的结果。因此这也就成了我们分析的注目之点。这些倾向或因素之中的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以能取人”。“能”指吏能、功能。在“试职”、“累功”制度之中，这一因素得到了鲜明而充分的体现。

《周礼·天官·大宰》：“三曰进贤，四曰使能”，郑注：“贤，有善行也；能，多材艺者。”对“能”的解释较为宽泛。《荀子·王霸》：“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是“贤”为“善行”，而“能士”之“材艺”可为“官职事业”。这正与秦汉王朝对“能”的理解相同。例如汉武帝倚重文法酷吏，而酷吏正是以“能”为称的。据《史记·酷吏列传》所载，赵禹，“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张汤，“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义纵，“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王温舒，“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尹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杨仆，“天子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对这种吏能、功能的考察，“试职”、“累功”最为良法。《韩非子·显学》：“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当然，每一个王朝政府都不能不要求文官具备行政才能，但具体到选官这一环节上，那毕竟还有重大差别。例如科举制以诗赋八股取人，而诗赋八股与吏治政务并无直接干系，这就不能说是“以能取人”了。顾炎武《日知录》卷八“选补”条曰：

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软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

东汉察举以功能，取人自郡吏；明清科举试八股，书生宰百里。二制之不同如此。至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先门阀，势族居上品，更不可谓“以能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