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末的选官危机（第2/4页）

欲得“士名”，必须使他人了解自己，在士人中建立名望。汉末士林交游谈论、清议品题蔚成时风，形成了一种具有“穷是非、定臧否”之权威的社会交际圈，人物评价生乎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批品题人物的权威人士，如许劭、许靖、郭泰、荀淑、李膺等，据说士人经其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甚至韦褐刍牧、执案刀笔亦可因之而成英彦。《太平广记》卷一六四引殷芸《小说》：“(李)膺同县聂季宝，小家子，不敢见膺。杜周甫知季宝，不能定名，以语膺。呼见，坐置砌下牛衣上。一与言，即决曰：此人当作国士。卒如其言。”时人以列身李膺座上为“登龙门”，经其品题者，自然身价十倍。被品题者后来终成英彦国士，或可证明那些名士确有识鉴，但也不妨说是这种非官方的名士品题，才造就了被品题者的声誉和日后命运。

从当时体现了人物评价标准的品题风谣来看，如“五经无双许叔重”、“解经不穷戴将军”之类，着眼于经学的淹贯；“道德彬彬冯仲文”、“德行恂恂召伯春”等，则着眼于德行之清惇。这与王朝选士“经明行修”之原则，形式上尚可沟通。但王朝之所取，偏重于文官之素质；士人之所重，则在于个体人生之完成、社会士林之声誉。故仍有大量可以得名之由，与文官规范无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称“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而如郡吏效忠太守、让爵、报仇一类矫厉苟难之举，对王朝吏治政务并无佐助，也未必就有助于风俗教化，故赵翼文云：“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并不加以肯定。至于“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一类，以及“三君”、“八俊”等党人领袖之“士名”，已大有向专制权势挑战之意味。而如“黄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郭泰“恺悌玄淡，格量高俊，含宏博怒，忠粹笃诚”之类，则纯粹表达了当时士人注重人格境界的文化风尚，一种在精神生活中自由表现自我的追求，这与吏治政务，相去更远了。固然勤政爱民、公正不阿的优秀官吏，也同样会得到士林称许，但总的来说，“士名”的给予，是以知识角色为参照点的；无论学识、才智、德行、节操、风度、政绩乃至政治抗争，只要某一方面有特立卓异之表现，即有望获得“士名”。

这种非官方的士林舆论，居然深刻地影响了王朝选官；获得“士名”者，往往是州郡并辟、三府交征，趋之唯恐不及。如隐士樊英虽言行无缺然而并无异能，征至后“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向栩性卓诡不伦，状如狂生，竟被征拜赵相，到官略不视文书，又拜侍中；黄宪为人“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被举孝廉，又辟公府。《后汉书·方术传论》范晔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3)对那些并不能“通物方、弘时务”，“无益于用”的名士，朝廷反而“若待神明”，那么汉廷传统的“以能取人”方针，就必然受到严重挑战。

发展下去，许多士人索性三察不起、九辟不就。在士林交游得名，似乎比王朝禄位更能保证社会地位。越是不应征辟，身价越高，王朝选官过程成了士人标榜名声之机会。而把入仕称为“屈身降志”，遂成了汉末士林之习语，屡见于碑传。据《后汉书·姜肱传》注引谢承《后汉书》，顺帝手诏征隐士姜肱，有“肱抗陵云之志，养浩然之气，以朕德薄，未肯降志”之语；据《后汉书·法真传》，扶风太守征法真，有“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之语；据《后汉纪·灵帝纪》，黄忠劝申屠蟠应何进征，有“先生抗志弥高，所执益固，将军于是怃然失望，面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之语。士人高自标置不肯“屈身降志”，王朝政府却须反躬自责为德薄不能致贤。较之汉高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武求贤诏“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口吻，真不可同日而语!

这表明了士林舆论影响之大，以及士人独立地位之高。在这种情况下，士人既不须“试职”，亦不须“累功”，只要“坐作声价”，则官爵自来。《风俗通义·愆礼》：“南阳张伯大、邓子敬……俱去乡里，居缑氏城中，亦教授，坐养声价。伯大为议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车征。”袁绍亦“爱士养名”“坐作声价”(见《后汉书》本传)。王朝选官有时便直接向名士谘议。《后汉书·符融传》记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许多郡守，索性直接聘请名士为功曹领署选事。宗资为南阳太守，以名士范滂为功曹；成缙为南阳太守，以名士岑晊为功曹；扶风太守聘名士法真，“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汝南太守王堂以名士陈蕃为功曹，“宪章朝石，简核才职”。《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会稽典录》：“魏徽字孔章，仕郡为功曹史，府君贵其名重，徽每拜谒，常跪而待之”；又引《华阳国志》：“李业字臣游，梓橦人，少执志清白，太守刘咸慕其名，召为功曹，十命不诣。”可见“以名取人”影响之深。

当时以及稍后的许多论者，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严重问题。徐《中论·谴交》：

世之衰矣，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闺阈(4)，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

又《太平御览》卷四〇六引阮武《政论》：

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诤讼之源。

又《意林》卷五曹丕《典论》：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