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6页）

莫西布・汗领着我穿过正宅那道结实的大门，那里的泥墙至少有三十英寸那么厚。我说：“这么厚的墙，夏天一定很凉快。”

莫西布回答说：“不光是凉快，这些泥墙禁得起英国大炮猛攻十一天。”他指着墙上的斑点，那是一个个深深的弹坑。他做出主子的样子，郑重其事地想了想，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努尔・木哈姆德在那里等着我，然后带我去见他的父亲。

沙・汗——这个名字可以翻译成英语里的“先生阁下”，其实不能算一个名字——是一位清瘦的贵族，已经连续辅佐了三位国王。他身材修长，头发花白，胡子经过精心修剪，身上穿的昂贵服装是在伦敦量体定做的哈里斯牌毛料衣服，并且在马甲外面挂着沉重的金表链。他通常讲波斯语，但是跟外国人，他更愿意说法语，因为他曾在索邦大学就读；但是他还会说流利的英语、德语，还有在乡村通用的普什图语。像所有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一样，沙・汗认为法国是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德国是军事指挥技术的故乡，美国只会发明罐头，英国则是骗术的始祖。然而，阿富汗正是与英国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正如一位憎恨妻子的丈夫，一旦被对方抛弃还是会感到若有所失。

沙・汗对我特别有好感，他对其他美国人不说真心话，却愿意对我吐露心声，部分是因为虽然我不会说波斯语，但我能讲法语，这样他就能享受用法语外交的乐趣，他认为只有用法语才能施展外交手腕。今天我们说的就是法语。

谈话所在的房间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要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任何现状都得从这个房间说起。这里曾经发生过改朝换代、惊心动魄的谋杀案，熬过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召开过秘密会议，最奇特的是，沙・汗还在这里主持过基督教婚礼。从欧洲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人要想跟各国使馆的女基督教徒结婚，都只能在这里举行婚礼，因为在喀布尔要找到基督教牧师可是难上加难。

房间本身就是个坚固的堡垒，由德国设计师建造，由只卖顶级货的丹麦商人负责装修，房间的装饰品交给法国人包办，光是运费就花了一万一千美元。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但是法国人不管怎么设计，都改变不了它那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厚重之感，但它仍然是个典型的阿富汗人的社交沙龙。

从哥本哈根运来的矮桌上放着《伦敦插图新闻》《曼彻斯特卫报》《新闻周刊》《读者文摘》，还有六七本法文杂志。靠墙立着一架巨大的留声机，配着好多个扬声器，因为沙・汗和他的儿子莫西布都热爱音乐。另一面墙上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大百科全书，还有五六种不同语言的小说。

沙・汗本人跟这间房屋一样具有典型的阿富汗特色，他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想谈什么？”

我拿出皮质公文包给他看，然后回答说：“我们的政府要求我们汇报艾伦・杰斯帕现在在哪里。”

“这件事他们已经忙乎大半年了。”沙・汗没有直接回答。他深陷在一把皮面椅子里，这把椅子由他的祖父购于柏林。就连法国人也没能将它驱逐出去，但是设计师还是想办法把皮面染成了难看的大红色。

“但是这一次，阁下，不光是政府要求我们汇报。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

“参议员很重要吗？”阿富汗老人没有正面回答。

“这个，”我嗫嚅道，“这么说吧，在美国，参议员的地位与您在喀布尔的地位相当。假使您向驻巴黎大使馆提出要求，难道您不希望听到回复吗？”

“我当然想听。莫西布，你认识那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吗？”

“是哪一个？”莫西布马上回答。他快速说出了两个参议员的名字。“我对他们两人都有好感。”

“他们地位重要吗？”他父亲问。

“非常重要。”莫西布回答。他在阿富汗人中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身为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可是却喝酒精饮料，还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他的父亲则是老派穆斯林教徒，儿子喝酒居然喝到基督徒跟前来了，非得教训一下不可。于是他用普什图语严厉地批评了几句，然后我也用普什图语回答道：“请您责怪我吧，阁下大人。”这提醒了他我不仅会说法语，也会说阿富汗当地语言，老头的态度稍微好了点。

“米勒先生，你认为眼下必须有所行动。”

“确实，否则我们会受到处罚。也许可能会被召回国内。”

“让我们忍受已知的恶魔，而不要逃向未知的邪灵。”沙・汗引用哈姆雷特的台词，用法语回答道，“关于这个不幸的女孩，你掌握了新消息没有？”

我跟沙・汗，还有他那位机灵的儿子讨论了使馆目前掌握的有关艾伦・杰斯帕和纳兹鲁拉的消息。1942年的秋天，阿富汗政府从喀布尔派遣了一名优秀的年轻人前往费城，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商科。这个叫纳兹鲁拉的年轻人只有二十四岁——比莫西布・汗年轻八岁——出身于良好的喀布尔家庭，他聪明、英俊，还拥有巨额开支账户供他随意支配，足够他从费城的二手车经销商那里买了一台漆成了红色的凯迪拉克折篷轿车。

这个年轻的阿富汗人在费城的社交界大出风头。到处都看得见他的影子——不管是在马里昂、布林莫尔，还是纽霍普。与此同时，他在德国获得的工程学学位为他在沃顿商学院获得优异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西布补充道：“虽然热衷于社交活动，纳兹鲁拉却是个优等生。我对他盯得很紧，因为我那时在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

“纳兹鲁拉跟你在沃顿商学院不是同期？”沙・汗问道。

“不是，”莫西布解释说，“您不记得了？您把他送到沃顿正是因为我在那儿干得不错。”

我激动地指着莫西布，用英语喊道：“正是！W就是沃顿的意思！”

“没错！”莫西布喊着回答道，我们两人都举起了酒杯。

“这些蠢话是打哪儿说起的？”老沙・汗仍旧深陷在他那把红色的皮椅里。

“您的儿子用W标记他的白马，以纪念他在沃顿获得的学位。”我解释道。

“荒唐透顶。”沙・汗低声吼道，显然对他儿子喝酒弄出很大的声音感到烦躁。

“纳兹鲁拉在美国得到了半打工作机会，”莫西布补充道，“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帮助我们。”

“他在哪里遇到的那个杰斯帕姑娘？”沙・汗问道，用手捻着他的金表链。

“那年月，”莫西布提醒我们，“还没有这么多美国男人可供选择。纳兹鲁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