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6页）

“他姓什么？”我插嘴问道。

“就叫纳兹鲁拉，”莫西布回答道，“像很多阿富汗人一样，他没有姓。咱们还是说那个女孩子。她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低年级。我认为他可能是在梅丽恩打网球的时候认识她的。那姑娘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是个好人家的孩子。”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道。向阿富汗人询问美国地理的问题让我感到很别扭。

“那是宾州乡下的一个小镇，”莫西布解释道，“在费城北面。”

“他们不是在多赛特结婚的。”我对沙・汗解释道。

“绝对不是！”莫西布激烈地喊起来，“那姑娘家里气坏了。布林莫尔学院也乱成一团。你猜那姑娘干出什么事来？她趁着战争期间跑到英国，辗转到了印度，最后跟着驴车商队北上到开伯尔山口。她是在喀布尔这里结的婚。”

“婚礼极其盛大。”沙・汗回忆道，“你有那姑娘的照片吗，米勒先生？”

我从文件里抽出几张艾伦・杰斯帕的照片。有一张是她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二年级时表演莎士比亚戏剧时拍的——《十二夜》中的奥利维亚——一位苗条的金发美女，其气质高雅一望可知。还有一张是读三年级时她在合唱团唱歌的照片，正与弗雷茨・瑞纳合作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她身着白袍，帽檐下露出一缕金发，看上去宛若天使一般。还有几张两人合照，她是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白人，而纳兹鲁拉则是温柔的棕色。还有一张是她的高中毕业照，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微笑又若有所思。像她这样的女孩我认识不下一千个，她们充斥着拉德克里夫学院、史密斯学院和霍利奥克学院的校园。她们擅长英文课，数学却很差，对哲学课毫无兴趣。她们精力充沛，咋咋呼呼，低年级的时候会真心实意地想要嫁给一个从阿富汗、阿根廷或者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国家过来的小伙子。升入高年级之后，大多数女孩子开始有些头脑了，于是就从波士顿城外的丹佛、莫比尔或者索莫威尔这样的地方挑个小伙子嫁掉。

“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沙・汗问道。

“我们有几份报告。她父亲说曾恳求女儿不要做这种事，而她只是回答说她受够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镇，宁可死在沙漠里也不愿意嫁给那些围着她打转的本地小伙子。”

“多赛特镇就这么糟？”阿富汗老人问道，“我知道很多法国小镇，不会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但也不差。”

“我曾经开车去过多赛特,”莫西布回答道，“我记得那是个舒适的美国小镇。建筑很有殖民地风格，我的印象如此。”

“但你没有在那里生活过。”老人说。

“事实上，我在那儿生活过，”莫西布纠正道，“过了三天日子。有一个礼拜五的下午，艾伦和纳兹鲁拉开车带我过去。他想要杰斯帕的家人看看，我们阿富汗有很多知书达理的年轻人。那个周末真是快把人折磨死了。”

“杰斯帕的家人很不看好这桩婚事？”我问道。

莫西布刚要回答，我突然隐隐觉得有另一个人走进了房间。在这个厚重严肃的作战室，一种异样的气氛笼罩了我，我好像看见沙・汗正摇着头，不满地看着我的身后。我转身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想知道他正跟谁使眼色，但是那儿没有人。可我确实看见了一样东西，我刚才走进房间的时候可没看见。在门厅里，就像美国小孩乱扔的雨衣一样，一把椅子上正放着一件浅褐色的罩袍。

“不看好这桩婚事？”莫西布重复道，“杰斯帕家人对纳兹鲁拉和我的态度就好像我们是麻风病人似的。”

“杰斯帕先生做哪一行？”我问道，“不是保险业吗？”

“是的。他跟全世界的保险业务员一样，又温柔又体贴。”莫西布说，“我挺喜欢他，他的太太人也挺好。我认为他还是当地征兵局的主席，手里很有些权力。”

“后来，”沙・汗问道，“你不是劝杰斯帕一家不要跟阿富汗人结婚吗？”

“没错。我在费城见了他们，从华盛顿把大使先生也带过去了，我们四个人……纳兹鲁拉和艾伦不知道我们见面的事，也没参加。我们相当坦诚地讨论了这件事。”

“你说实话了？”我问。

“毫无保留。在我印象中，大使很不高兴，认为我没必要说得这么清楚明白。后来他说我也许破坏了国家的名誉。我告诉杰斯帕一家人，如果他们的女儿嫁给纳兹鲁拉，一到喀布尔她的护照就会被没收，然后，如果没有丈夫的许可，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离开阿富汗。从此之后她将永远成为阿富汗人，等于是放弃了任何接受美国庇护的权利。”

“你跟他们说的，和跟我说的一样清楚？”沙・汗问道。

“是的。”

“他们怎么说？”

“杰斯帕太太哭开了。”

“你有没有警告他们阿富汗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我问。

“我说了。说得极为详尽，”莫西布向我保证，“我说，‘杰斯帕先生，虽然在美国纳兹鲁拉开的是凯迪拉克牌汽车，我开奔驰牌汽车，但是艾伦绝对不应该被这种假象所迷惑。我们只有在国外才能接受政府的慷慨照顾，一旦回国，纳兹鲁拉和我的工资每个月不会超过二十美元。’”

“他们相信你说的话？”

“他们看见了我们的汽车，觉得我肯定是说谎。哪里都有贪心的人，无论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镇，还是在喀布尔。杰斯帕一家坚信纳兹鲁拉很有钱。”

“他现在收入怎么样？”我问道。

父子俩改用普什图语交谈，都认为纳兹鲁拉和他的美国妻子刚结婚时每月挣二十一美元，现在涨到了二十七美元，大概就是这个数。

“我也说明了住房条件，”莫西布接着说，“我说艾伦将会有大半生住在破草棚里，身边全是嫌弃她不穿罩袍的女人。”

“大人阁下，”我问道，“阿富汗人是不是有可能不再穿罩袍？”

老人往后靠在他的红色皮椅里，回答道：“看起来，你们美国人对罩袍的兴趣真是非同寻常。你看！”他手指着走廊里的椅子，“我自己的孙女也穿罩袍，她母亲还是索邦大学毕业的呢。”我又瞧了一眼那条浅褐色的罩袍。

“您的孙女愿意穿这个吗？”我问道。

“我们不关心愿不愿意的问题。”沙・汗回答道。

“俄国人关心，”我回答，触及了老人的痛处，“他们说要逼着你把妇女们解放出来，正如他们解放了他们的妇女。”

我本能地感觉到他想要就这个话题谈得更深入些，也知道他赞成我和俄国人的观点，认为必须丢掉罩袍，否则就会闹革命，但是他却截住了话头，说：“我今天得知你们使馆的那位年轻女性，麦克斯维尔小姐被山里来的三个毛拉攻击了。我想是你救了她。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这些激进分子的势力有多大。罩袍还得保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