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4/6页）

我使用的语言并没有让他吃惊。他后退了一步，冷酷地打量着我，小心地问道：“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有没有给纳兹鲁拉的美国太太看过病？”

他怒视着我，用手在身侧画了一圈，好像套了一个保护壳，然后回到办公室，把那道粗糙的木门重重地关上。一会儿工夫他就回到了候诊室，用普什图语喊道：“他必须跟你们所有的人一样排队……一直排到底。”他又把门摔上了。

等到最后一个阿富汗人看完病，天已经黑了，昏暗的候诊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那道木门“吱嘎”一声打开，史迪格里茨医生优雅地说道：“也许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他并没有请我进办公室，但是门没关上，有个没加灯罩的灯泡将一些光亮照进了我们的房间。他已经开始谢顶，金色的头发有点发灰，理成德国式的平头，嘴里叼着烟斗。与其说他好斗，似乎不如说他其实甚为恐惧。他的前额已经出现深深的皱纹。“是的，我给纳兹鲁拉夫人做过治疗。差不多是一年前。坐下吧。”他请我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椅子上，而他疲惫地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小心这把椅子。”他警告我，“阿富汗太缺木头，每一把椅子都是宝贝。你根本没法想象为了弄到那扇木门我费了多少麻烦。所以我其实不应该那么摔门的，但是有人上门让我觉得很紧张。”他做了一个明显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动作，然后显出很慷慨的样子问道，“那么你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我还没开口，通向大街的那扇门就开了，走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瘦瘦的阿富汗人，后面跟着一个穿罩袍的女人。那女人恭恭敬敬地站在门旁，男人鞠了个躬，向医生恳求：“我妻子生病了。”他悄声说道。

“好的，”史迪格里茨用一种我认为很不客气的态度粗声粗气地说道，“她来晚了，但是我还是会帮帮她。”他毫无热情地回到办公室，我把椅子挪开，让那女人跟进去，但是她仍然站在外面的房间里，走进办公室和医生谈话的却是那位紧张不安的丈夫。史迪格里茨看出了我的惊讶，说道：“你最好也进来。他可不愿意看见你跟他妻子单独在一起，而且你可能对这件事感兴趣。”

于是一个美国客人，一个德国医生和一个阿富汗丈夫在里屋开始讨论，而那个害病的女人却站在候诊室的门口等着。“告诉她，可以坐下。”医生开口说，丈夫走到妻子身边，妻子顺从地坐在了地板上。

他离开的时候，我有机会好好观察医生的办公室。这个房间又脏又小，地板是泥土做的，完全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只有一个壁橱里放着沾了苍蝇粪的瓶子，里面装着药片。屋里有一张用柳条筐搭成的写字台，还晃着一个耀眼的电灯泡。

那位丈夫回来之后，史迪格里茨问道：“到底怎么了？”

“肚子疼，医生。”

“发烧吗？”

“是的。”

“高烧？“

“不高，中等程度。”

“呕吐吗？”

“没有。”

“怀孕了吗？”

“接生婆说没有。”

“月经正常吗？”

“我不知道。”

“去问问看。”史迪格里茨吩咐道。丈夫听话地去了另一个房间，坐在地板上跟他那位带着面纱的妻子交谈起来。

他走后，我问道：“你不给她检查一下？”

“检查妻子？钻到罩袍里头？不如一枪崩了我。”

丈夫回来了，说他妻子的月经一直正常。检查于是以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下去。那位丈夫有六次受命去问他妻子有关身体状况的私人问题，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他妻子的回答向医生转述了六次。有一次，那男人出去的时候，史迪格里茨坦白说：“要是丈夫觉得妻子的病症让他觉得不光彩，就体现出本地规矩的邪恶之处了。他会隐瞒这些信息。如果我开的处方在药剂师那儿卖得太贵，他根本就不会买。”

“那他的女人会怎么样？”我问道。

“她会死去，”他不带感情地说，“也就是说，吃药也只是让她死得稍微晚一点儿。”

那位丈夫现在决心把所有相关的情况都告诉史迪格里茨医生，然后他就等着医生作出决定。“这事儿真叫人惊奇，”史迪格里茨用英语说道，“但是过一阵子你几乎可以靠本能猜出来那女人是怎么得的病，也许就跟给她把脉量体温知道的一样多。”他用普什图语交代丈夫去给妻子买什么药，那男人放下一点可怜的小钱，医生也收下了。当男人去告诉妻子的时候他没关门，我能听见他跪在女人身边，让她宽心，安慰着她，满脸怜爱之色。他的那位裹在罩袍里面、肯定是得了重病的妻子，喘了两三口粗气，然后站起身来跟着丈夫走出了办公室。

“现在谈谈纳兹鲁拉太太的事吧，”史迪格里茨说道，“既然你对她的事情感兴趣，你肯定是美国大使馆的人。”

“正是。”

“他们派你来监视我？”

“没有。”我撒谎道。

“你撒谎。此时此刻，你正在想着呢，史迪格里茨这样的男人在坎大哈的狗窝里干什么？你尽管监视我吧，我也会盯着你的。”

我还没回答，史迪格里茨突然跳起来跑向通着大街的门，并且把门插上了。之后他反坐在一把椅子上，让摇摇晃晃的椅子背托着腮帮子。“年轻人，”他说道，“可以劳驾你递给我烟斗吗？”他很疲惫，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回到候诊室跟他一起，仔细地观察着他点好了烟斗。他的手绷得紧紧的，但是我没忘记，他刚刚劳累了一天。他那留着短头发茬的前额比一般人略大一点，那双蓝色的眼睛不管看什么都是一副既玩世不恭又充满挑衅的眼神。他有发胖的趋势，而且很明显他不是那种自制力超强的德国人。我很喜欢他不假思索的坦率，本能地认为他应该搬到喀布尔。在那里，各个使馆都有付得起诊费的病人。不出他所料，我观察着他的时候，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的确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坎大哈的狗窝里干什么？”

“纳兹鲁拉的太太有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住在这个地区，”他不太情愿地说，“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她失踪了。”

“什么？”他问道，真心实意地感到吃惊。

“是的。她的父母跟她失去联系已经十三个月了。”

他笑了起来，虽然不是放声大笑，但也没有刻意掩饰。“你们这些美国人啊！我父母有四年都没听到我的消息了，但是他们可不会跑到德国大使馆去。”

“对于嫁给阿富汗人的美国女人来说，情形有点儿不一样吧。”我尖刻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