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6页）

“德国人回答说，桥就是桥。然后沙・汗喊起来，在阿富汗可不是这样。最后吵到国王那里去了，他命令沙・汗闭嘴。德国大使解释了一切，说沙・汗是在法国受的教育，精神状态不稳定。

“于是桥就修起来了。第二年春天没发洪水。有十八个月的时间，我们享受着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这座美妙的通路，阿富汗人开始和全世界接轨了。第二年冬天山里下了一场大雪，转年的春天又特别暖和，凶猛的洪水一泻而下，把房子那么大的岩石都冲走了。洪水冲到了桥上，德国人说的没错。他的石头桥柱很稳固，这跟他说过的一样。桥很结实，这也说得没错。但是桥的跨度太窄，我们的河水把周围都淹没了。道路全被冲塌，就剩下那些孤零零的桥了。”

“为什么不重修那些道路？”我问道。

“重新修过了，”努尔说，“被另一场洪水冲垮了。我们又修，又发洪水。我父亲计算出，为了使这些桥能够正常使用，需要十万名工人终年劳作。于是，第三次洪水过后，政府说，随它们去吧，谁又需要桥呢？然后这座本应使我国畅通无阻的桥梁，就成了蠢行的纪念碑。”

“后来那位教授怎么样了？”我问道。

“第一次洪水过后，他从喀布尔旅行到坎大哈，不愿意相信他所看到的景象。我在欧洲几条最大的河流上修建了几百座桥梁。他嚷着。他站在一条只有两英尺深的河中央，哀号着，这种小水坑怎么会把大桥都冲垮？即便到了那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相信那些岩石就是那个小水坑从山上冲下来的。”

“他离开阿富汗了吗？”

“没有，他回到喀布尔，对所有愿意听他说话的人炫耀，说他修建的桥柱，没有一根曾被洪水冲垮。他把自己弄成了英国人所说的‘相当乏味’的那种人。他喋喋不休地给人家讲他的桥。德国大使馆最后终于把他叫去，他们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反正那天晚上他回到房间，对着脑袋开了一枪。”

努尔悲哀地摇着头，依旧等着卡车出现。“你无法想象那些桥后来有多惨。只要政府想采取点新办法，毛拉和山里的首领就会笑话他们说：别忘了德国那些桥！你是美国人，你可能不喜欢德国人，因为你们打过两次仗，但是在阿富汗的德国人都是好样的。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好人都是德国人，但是修桥的事情之后，他们就不受信任了。他们的信用被一劈两半。那些该死的桥！”

他摇摇头，问道：“顺便问一句，你在坎大哈要见一个德国医生，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得恨不得踢自己一脚。也许是河水太冷，把脑袋都冻得不转了吧，但是话已出口，无可挽回了。努尔结结巴巴地说：“反正，我就是知道。”

阿富汗人和美国人相处有一个规矩，为了不让对方难堪，大家都避而不谈间谍的话题，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努尔・木哈姆德和我们这边的理查德森。努尔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发现了我在坎大哈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探访奥托・史迪格里茨，又不小心被我知道了，这固然是他的闪失；他本来应该把嘴巴闭得紧一点。但是，他一旦说漏了嘴，我也不应该追问下去。这样我一来对好朋友出言不逊，二来也羞辱了一个好间谍。我感到十分抱歉。

他很快镇定下来，说道：“再走出去几英里，如果我们能走出这条河的话，你会看到我父亲和沙・汗建造的桥梁。你也许会笑话它，但是这座桥已经用了三十多年了。”

最后，终于来了一辆卡车，人们叫喊着，拿着绳子跳进了河流，把它系在了我们的车前轴上。他们总算把我们救出了这条河，还不愿意拿报酬。我们给递上香烟，这下子他们倒是很感激地接受了，还满脸笑容地安慰我们说，南边的那些河流不会给我们再找麻烦了。“但是再过两个礼拜。呜！呜！到处都发洪水！六七天工夫，道路就都给冲没了。”

我们又重新上路之后，努尔·木哈姆德说：“所以，米勒大人，如果我对你说我们有阿富汗人自己的做事方法，请别以为是我顽固不化。只是这样做真的有效罢了。”

“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争辩道，“如果你们阿富汗老是用外人没法弄明白的独特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你们以此为借口无所作为，那么俄国人就会趁虚而入，帮你们解决问题。”

“我们已经卷入了这场斗争，你和我都是，”努尔表示同意，“希望我们在俄国人越俎代庖之前就能完成这个转变。”

“我们政府的政策正是要帮助你们。”我说。

“但是请您理解一点，米勒大人。我们很快就要到坎大哈，您将要对纳兹鲁拉形成自己的看法。我向您保证，他跟咱们站在同样的立场之上。他比你我二人更加理解这些事情。请不要一开始就惹恼他。如果跟他这样的人闹僵了的话，我们会失去整个阿富汗。”

“我可不想惹恼他，”我坚定地说，“我想找出他妻子的下落。”

“我也一样，”努尔向我保证，“但是得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做。”

我想说句刻薄的话，这时努尔已经把车停在了他父亲和沙・汗修建的那座桥边，桥下是一条比较小的河流，本来德国人还想过段时间来修桥的。这座呆头呆脑的桥看上去仿佛是在破旧的游乐园里的一架过山车。桥是木头做的，毫无欧洲人的审美趣味，但是显得很结实，一百年都不会倒。我暗自想道：如果德国教授设计出这样的桥梁，欧洲人会在勃兰登堡门那里把他吊死。

“秘诀就是，”努尔对我解释道，“在通向桥梁的道路上修一些大斜坡。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吗？”

“不太明白。”我回答说。

他用食指在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画了一个桥梁示意图，连着一条陡然矮下去的平路，这条路遇到桥梁的地方又抬高，穿过去之后在另一边又矮了下去。努尔的示意图显示出一个锯齿状的大写字母W。“你也许管它叫阿富汗式桥梁。它对河水说，我想穿过去，但是我知道不能让你受苦。所以如果你的河水要泛滥奔腾，请向下，流到道路的矮坡上，别碍我的事。其他时候我也不碍你的事。是挺蠢的，但行之有效。”

我迟疑地问道：“但是洪水的时候就不能走那条路了？”

“当然不能，”努尔说，“但是如果你让河水顺其自然地流淌，一年只有一两次会淹没道路。有谁会整年离不开一条路呢？也许让路歇歇也是好事。”

虽然对于这种避重就轻的回答，我想出了六种巧妙的回敬方法，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德国人妄图驾驭的这条河流把我的屁股都浸湿了；而经过阿富汗人那座用巧劲儿修的桥时，我的屁股还是干的。而且五十多年来，一向如此。我闭紧了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