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3/6页）

我们正待整装出发，一辆卡车从加兹尼城方向沿路开了过来，车上有一队奇特的人，穿着色彩鲜艳活泼的服装，长长的黑发就像古希腊的杂役：前面是厚重的黑色发卷，剩余的头发垂及肩部。他们的面孔好似鹰隼，比一般的阿富汗人显得苍白一些。他们长相英俊，但其中有一个我认为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年长相特别俊美。起初我不确定那是个男孩，卡车通过大桥的时候我一定是盯着他看来着，因为他用普什图语嚷了一句粗俗不堪的话，惹得卡车上的同伴们为他的傲慢喝起彩来。为表答谢，他像姑娘一样做了一个优美动作，但是他听到我用普什图语嚷了一句同样猥亵的话时吓了一跳。他哈哈大笑，把头摆来摆去，让长头发在阳光里闪闪发光，然后他用优美的手臂懒洋洋指着我嚷道：“我知道这些弗兰基想要什么，可他别想。”卡车上的男人们又一次为这位独一无二的成员喝起彩来，然后继续赶往坎大哈。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道。

“舞蹈队，”努尔回答说，“他们整年在阿富汗巡回演出。”

“他们的长头发怎么回事？”

“传统如此。从他们的着装来看，这是一支很棒的舞蹈队。”

就在已经走完了到坎大哈的大部分路程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他的醒目之处在于，他不仅穿着传统的肥裤子和长衬衫，而且还套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女式外套。那原本一定是件漂亮衣裳，有长长的闪亮镶边，腰收得很紧，看上去就像是巴黎货。这件酒红色的外套仍然是韵味十足。

我让努尔停车，把那小伙子叫到我们的车上来，他高兴得瞪大了眼睛。他爬上后座，靠在备胎上，小心地理了理外衣。

“以前坐过汽车吗？”我用普什图语问道。

“没有。真是令人激动。”

“往坎大哈去是吗？”

“是的。去过春季庆典。”

“以前去过吗？”

“没有，”他的笑容一闪而过，“但是我听说过坎大哈。谁又没听说过呢？”

“你住在哪里？”

“山里。巴达克沙。”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我对努尔说，努尔问了四五个问题，最后确定这地方在往北几百英里处。

“肯定是个垃圾场。”他用英语说。

“是好地方？”我用普什图语问道。

“噢！是个好地方！”年轻人热情地回答道，“去年收成非常好。秋天时我卖了一匹马给正往南去的普文达人。所以，我带着点钱去坎大哈，这个我可以说给你。”

他一说完就意识到这般夸口可能会送命，因为他并不了解我们是什么人，而被人知道带着钱的行路人经常会被杀死。毫无疑问，巴达克沙附近也时常发生这类事件，这个年轻人恐惧地看着我们。

“闭上你的嘴，你这傻瓜，”努尔厉声说道，“这回你挺走运。我们是政府里的人。”

年轻人叹了口气，不说话了，但是我又问道：“你这件外套哪儿来的？”

他是个随和的年轻人，很喜欢交谈，于是很快回答道：“这衣服在我家里已经有好多年了。我父亲穿着去过一次坎大哈。我没有去过喀布尔，但是我兄弟穿着它去过赫拉特，那可是个大城市，他说的。”

“你父亲从哪儿弄到这外套的？”

年轻人拒绝回答我，努尔・木哈姆德问道：“他杀了人抢的，是不是？”行路人什么也没说，努尔说了下去，“有个陌生人穿着这件外套打山里来，你父亲就起了歹心。然后开枪杀了他，是吧？”

我转过身去看着那个年轻人，他的脸上一副安详的笑容。他说：“你们政府里的人什么都知道，不是吗？怎么养羊。怎么上税。修什么路。但是这件外套的事你们就不知道了，是吧？”他纯粹是因为快乐笑了起来，用双臂把自己抱紧了一点。

“谁杀了谁？”努尔继续问道。

年轻人大笑起来，对努尔晃着手指。“不是，不是，官老爷先生！这件事你可没法知道。在你问出更多的问题前，停下车，我走路。”

“别紧张。”努尔说。

“没问题。”年轻人严肃地说，“但是别管那件外套的事了。”

我们沉默地走了几英里，然后听到吉普车后面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我们的搭车人看见了坎大哈的光塔。“到城里了！”他叫喊起来。

开始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渐渐地，坎大哈，这座比喀布尔古老得多的城市，在地平线上开始显出了轮廓。我们向着城墙越走越近，我说不上来究竟谁更兴奋，是这位身穿欧洲外套的年轻人，还是我这个来自美国大使馆、马上要执行首个外交任务的官员？

我们把搭车人放在市中心，这是一座混乱、肮脏，街道上又跑骆驼又过火车的大城市，四周的泥巴墙看上去好像在波斯的大流士时代就建好了。努尔给我们找了个过夜的地方，比加兹尼城的窝可好多了，但是没有了波斯地毯。把吉普车交给荷枪守卫后，我说道：“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要找史迪格里茨医生，那么你能否帮我查到他住在哪里？”

“现在就要？”努尔问道。

“现在就要。”我重复道。他很快回来，带着我走上一条逼仄狭窄的街道，一侧的泥墙上有块牌子写着：医生，慕尼黑大学。

“要我跟你一起吗？”努尔问道。

“不需要了，谢谢。”

“坎大哈比喀布尔险恶。”努尔警告我。

“我自己没关系的。”我安慰他说，然后走进了医生的房子。

候诊室的情形吓了我一跳。这是个奇形怪状的房间，又小，地板又脏，摆着一条长凳和两张很旧很旧的椅子，上面坐着戴头巾的男人们。有一个人起身把他的座位让给我，但是我用普什图语说：“我站着就行。”说完，那些棕色的脸全都转过来盯着我看。最后有个人问道：“弗兰基？”我回答：“美国人。”人们仍旧盯着我不放。

过了几分钟，通向医生办公室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戴着头巾的人。下一位病人走了进去，他一定是对医生说外面有个弗兰基，因为很快门又突然打开，冲出来一个中等年纪、中等身材的男人，不是来迎接我，而是来审查我。

“你是谁？”他用短促、带口音的英语问道。我报上名字，他的疑虑收敛了一点。“你有什么事？”

我想要说，我可以等到他忙完手里的活儿，但是他打断我，用普什图语嚷道：“这些见鬼的美国人过来要求特殊照顾。他们总是这么干。他必须排队，等到你们……所有病人看完病。”

我用普什图语说道：“等你忙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