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第2/9页）

1948年秋冬之交，国内战争的焦点逼近长江，国民政府机关单位纷纷南迁。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李先闻院士率家人先行离去。行前，他告别同人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走，认为国民党失去政权只是改朝换代，共产党来了也同样要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必要千辛万苦地离开。其实，他的走是为了去台湾研究热带植物，他在台试验推广甘蔗的新品种已有数年，被台湾人誉为“甘蔗之神”。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南京的私宅召开谈话会，研究文物去向。与会者有故宫博物院和中博院的理事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徐森玉、杭立武等人，会议作出了选择精品文物运台的决议。初定精挑文物600箱，后扩大挑选范围，选出文物3824箱，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与会者还提出利用此便，将史语所和数学所的图书、文物和仪器一并迁移到台湾，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铜器、居延汉简、宋代以来的善本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拓片七万纸、民间文学逾万册和中西文图书约十五万册，装了两千多箱。所有物资，分三批陆续运往台湾。12月22日，国民党海军首次派出中鼎轮装载文物起航， 由李济督运开往台湾，于28日抵基隆港。1949年1月6日，运载文物图书资料的海沪轮起航，9日驶抵基隆港。

核物理学家赵忠尧院士。

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文物图书运台的消息后，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地反对，我们严厉地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选择弃暗投明的郭宝钧，也坚决反对文物运台，他后来在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这样写道：“……反动派已密谋逃窜，将古物、记录、正稿、图版等，皆劫运往台湾……我相信在不远时期，定能将这批宝贵遗物，重运归来。”2

在这转轨易辙之际，史语所人心惶惶。1948年11月15日下午，傅斯年主持召开了所务会，夏鼐在日记中写道：“谓院方态度，不阻止也不鼓励同人及眷属避难离京。至于迁都问题，须由最高当局决定。又谓万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为共党所欲得而甘心者，仅有两个半，即朱院长、傅本人，至于萨总干事仅能算半个。故傅云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党之手。中研院即在共党之中亦必存在。惟史语所与社会所必须改组，语言及考古尚可仍旧，历史组必另派一唯物史观者来主持工作云云。”3对于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史语所，傅斯年也曾一度灰心。陈槃回忆：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 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

位于南京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4

历史组青年学者王叔岷在渡海前夕写下自己的感受：

史语所连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珍贵文物搬运上船，由下关出发，驶往台湾，茫茫沧海，碧鸥绕樯翔舞，久久不去。去乡之情，情何以堪！因思孔子乘桴浮于海事，占此绝句：

急遽传桴满载行，千年文物系儒生。

碧鸥何事随樯舞，沧沧茫茫去乡情！5

史语所大部分人已迁台，傅斯年又临危受命，负责抢运平津地区的一批学人。当时运输工具十分紧张。1948年11月10日，傅斯年直接面陈蒋介石。蒋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共同负责。当时他们商定，要接的学者分四类：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研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史语所秘书那廉君见证此事：

1948年末，北平局势紧张，孟真（傅斯年）先生那时在南京，千方百计联络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学人。他努力的对象包括当时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先生，青年部长陈雪屏先生以及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仁早已到了台湾……

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国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劳情形除非实际参与其事者，无法加以想象。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钱思亮、陈寅恪、毛子水、英千里等人，多数是知名学者。6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的第一人，1948年年初，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其南下。但胡适以忙着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为由，迟迟不肯动身。此后，蒋介石多次亲自打电报催促，最后关头，胡适才逃出北平。12月17日，在南京的中研院礼堂，胡适出席了北大同学会五十周年校庆大会，会上，胡适失声痛哭，自责不已。次日的《申报》报道：“胡氏之报告，一再说明渠如一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难。……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词后，即至隔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7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一派死寂。胡适与傅斯年相守度岁，置酒对饮，瞻念前途，潸然垂泪。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即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负钜艰”。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夜，胡适、傅斯年夫妇在前，那廉君随后，相继走出史语所的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红着眼圈，对他们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