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第3/9页）

被列为学人抢救重要人物的史学大家陈寅恪，离开北平后先到上海，后留在广州，再没有继续南下。

“弃暗投明”，是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开宣称。他反对迁台，主张留守南京。1948年11月30日，他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时就提出，“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12月9日，朱家骅主持临时院务会议时，陶孟和汇报说，社会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朱家骅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借口，否定陶的意见。陶孟和针锋相对，批评朱家骅推翻社会所多数人不同意搬迁的决定，是置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于不顾。朱家骅下令陶孟和率社会所迁桂林。陶孟和置之不理，既不组织迁桂林，也不作迁上海的准备。陶孟和患有心脏病，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主持所务，他给所里工作人员打气，对大家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946年，胡适及儿子祖望（右一）与傅斯年（左一）。

1949年1月，上海祁齐路的在君馆，中研院将南京和上海各研究所的人员、仪器、图书等集中起来准备搬迁。此时，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国共又重启“和谈”，不少人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朱家骅商请其他各所搬迁。当时除社会所明确反对以外，其他各所的领导层都同意搬迁。不过，他们选择搬迁的地点不是台湾，有的决定迁移重庆，有的准备迁移桂林，还有十分之一不到的研究员、行管员及其家人，共四十余户，集中在上海，观望时局。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据次日的《申报》报道，政府职员凡是不愿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的，每人发疏散费金圆券五百万元；自动向指定地点疏散，交通工具自找的，发疏散费三百万元；愿意随政府南迁的，交通工具统筹办理，发给疏散费三十万元。4月24日，代院长朱家骅召集院务会议，会上，中研院的成员同意了迁台的决议。但情况很快生变。就在朱家骅南下广州期间，原来愿意撤退迁台而集中在上海的中研院人员有四十余户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大陆。除了史语所和数学所外，所有的研究所都拒绝迁台。

地质所所长李四光与朱家骅的关系融洽，同是地质所创办人。1948年2月，李四光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朱家骅要求地质所南迁广州，地质所代所长俞建章以国民党部区部书记之身，服从了这一决定。但研究员许杰、赵金科等密拟了《反对搬迁誓约》，签字者达十一人，并密告在英国的李四光所长。1949年1月末，李四光给俞建章发来专电，他认为搬迁“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4月初，李四光收到周恩来委托出席布拉格“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的郭沫若签署请他“早日归国”的邀请信。他遂下定了决心。

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曾亲自在南京北极阁主持营建气象学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着力推进国家气象事业建设。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气象学成为迅速实现本土化和体制化的代表性学科。竺可桢自1935年起担任中研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院士。除了任职中研院，还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去留之间，他的选择当然与学校和志业连在一起。1949年1月8日的《申报》曾报道过一篇记者对他的访谈：

我于是动问他对于万一应变的方案，他说：“我们没有因着时局紧张停过课。我们定一月中旬起大考，考后放寒假三星期，功课不及格的须补考，大概要两星期。则优良学生可获三星期的休息，功课不及格的学生仅有一星期的休息，学校根本不打算搬，教育部没有指示，搬学校不是件易事。”8

史语所整体迁台，也有一批人选择留下，其中不乏傅斯年的亲朋故旧。

傅乐焕是傅斯年一手栽培的侄子。自1932年考进北大就常随侍伯父左右。北大期间，他写出《宋辽交聘史研究》《论今存宋人使辽的几种记载》《宋辽高粱河战争记疑》《宋朝对外失败的原因》等论文。内举不避亲，1936年傅乐焕考进史语所，从1939年的助理员到1943年升为副研究员，也为伯父争足了面子。1942年以前，傅乐焕的主要精力在修订大学撰写的长达十万余字的论文而成《宋辽聘使表稿》，纠正了前贤及日本学者许多错误，“对了解辽的疆域和地理极有参考价值”。傅乐焕学术眼光开阔，文章论证细密，是史语所标榜新史料、新学术的范例，荣获了中研院“杨铨学术奖”。1947年，在伯父的资助下，他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以往给伯父的信，他只谈学问、家事和所务，从不涉及政治。1948年4月3日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91949年10月28日，傅乐焕给已去台的妹妹傅乐涓写信：“……如能找到事先做着，如有宿舍，应即迁往，不应再多累大叔。”10从信上看，他已下了中断与伯父思想情感上联系的决心。

弟子邓广铭回忆：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

他（傅斯年）1949年初去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11

考古学者夏鼐是傅斯年最倚重的人，自1947年即代理史语所所务。1948年3月21日，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12大陆易帜前夕，夏鼐屡屡得到赴台的函电，他的抉择是：“时局已如此，谁还走死路。”13

语言学者丁声树的书箱已先运到台湾，但因夫人反对，也就没有渡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