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刚至柔 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

一代学人傅斯年，这些年已成学界研究的热点，甚至公众讨论的话题。我更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公众视野之外的那个“傅大炮”。他在豪放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柔韧的心，有着近乎赤子般的童真。如胡适所评价的：“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五十五岁弃世，誉满天下，谤也随之。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对生者的不幸。伤痛最深，哀莫大矣，莫过家人。

1934年，三十八岁的傅斯年挣脱樊篱之后，新筑了爱巢。

那道樊篱是祖父傅淦在1911年送给他的成人礼。在腊月的鞭炮唢呐声中，他与聊城丁馥萃女士拜堂成亲。那年他才十六岁，在天津府立一中读书。丁夫人长他三岁，是县绅丁理臣的长女。丁傅两家是世交，又是街坊。这对红绣球，像一副锁链，锁住了少年人的幸福。傅斯年早年丧父，祖父和母亲把他们兄弟培养成人，他也习惯了在长辈面前唯诺听命。婚后，丁夫人一直陪侍傅母家居。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大，六年后留学欧美，一去又七年，直到1926年才回聊城省亲。那以后傅斯年一直在外，再也没有跨进过家门。他与丁夫人相处日短，文化不同，何来感情？若要离异，对方并无过错。于是一场既要取得战果，又不能伤及无辜的战斗持续多年，直到双方身心疲惫。1934年夏天，他终于拿到了离婚契约。离异后的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后无子女。傅斯年为此内疚不已。

同年8月5日，傅斯年与同窗好友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家望门。祖父俞明震，即《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 甲午战争后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俞大綵兄妹八人，她生于1907年，回忆童年：“父母亲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长兄大维出国深造时，大纲与我才十一二岁，其他诸兄姐们，到十二三岁，均被送入学校住读。因大纲与我最幼，留在家中，延师先读国文，另有一位陈女士教英算。”1俞大綵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她性格活泼，思想开通，兴趣广泛，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出众。

择偶也是选择生活。婚后的俞大綵这样定位：“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北平安好新家，傅斯年立即从济南接来母亲一同居住。傅母姓何，有蒙古人血统。他奉养母亲十分周到。俞大綵写道：“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2家有贤母，室有良妻，乐呵呵的傅斯年长于这边长跪，那边作揖。罗家伦评价他：“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

1934年，傅斯年与新婚夫人俞大綵在北平寓所。

1935年，俞大綵产下一子，按傅家班辈排，“斯”以下应为“乐”字辈，傅斯年却为儿子取名“仁轨”。罗家伦解释，“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3《旧唐书》中的刘仁轨出身寒微，“恭谨好学”，历仕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皇后四世，古稀之年建功立业，白江口海战，大败倭国水军，“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此战之后，倭军九百多年再未踏步朝鲜半岛。借古喻今，也是祈愿国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论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为建立满洲国制造理论依据。傅斯年闻讯，立即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方谬论。该书第一卷于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大家就范。与会的傅斯年拍案而起，当即表示誓死不屈。——傅斯年的家国情怀，也寄托在儿子小仁轨身上。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不久，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去世，代理院长朱家骅赴任浙江省省主席。于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受命代理中研院总干事。他让俞大綵携两岁幼子，去江西庐山牯岭投奔岳父。又转托史语所一位职员，护送母亲前往安徽暂居。留守金陵的傅斯年开始忙碌于组织搬迁，转运文物图书等万千头绪。曾侍奉傅斯年母亲一路逃难的朱仲辉写道：

当南京空袭日频之下，傅先生忙于公务无法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遂托专人护送老太太至安徽歙县暂住。南京沦陷后，才辗转由陆路逃至汉口，历时廿余日，备极劳累，沿途辛苦，老太太每谈及，必感谢护送人之殷勤劳苦。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以上，虽长途劳累，终能平安健康地住在了长沙。傅先生每言老母逃难之事心实不安，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4

撤到长沙，史语所寄驻在城东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1937年11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长沙，凄凉的废墟和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此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语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也随之同迁。

1937年12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

1938年春，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傅斯年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仁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仁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