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

“栗峰文史集英才，北大愚生老大回。故旧重逢惊岁月，暂时谈宴亦心开。”为纪念1992年6月26日在北京的一次同学会，海外知名的校雠学大家王叔岷题了这首小诗。“栗峰”一词，是指1941年至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栗峰山庄，他们在那里完成学业。“惊岁月”是因海峡阻隔，当年同学一别重逢竟用了四十五年。可堪告慰的是聚会者任继愈、张政烺、马学良等，分别在哲学、史学、语言学等领域，已卓然大家，著作等身。此次聚会，还有一段花絮：王叔岷想去看看梦寐已久的北大校园，当驱车来到北大，“抵校门，有卫兵把守，遂不愿进入，摄影而去”。他叹道：“岷为北大生，未进入北大校门一步，既可笑，亦可怪也！”1山坳上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只是不为史载，亦鲜为人知。

北大文科研究所自1918年草创，那时的名称叫北京大学国文门（此外还有英文门和哲学门），导师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陈汉章、田北湖、黄侃、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等，学生有傅斯年、冯友兰、范文澜、陈钟凡、孙本文、顾名、袁振英、崔龙文约四十人。此阶段办学的主要形式是集会（讲演会、讨论会）、办刊、调查，既似英美现代高校的Seminar（研讨班），又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意味。

1991年原栗峰书院的北大文科研究生同学会上，王叔岷（左）、任继愈（右）合影。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研究的范围包括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及考古学等五大类，并以此建立了五个研究室。此时的导师有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陈万里、林语堂、马衡、顾颉刚、常维钧、单不庵等，可谓盛极一时；学生有魏建功、罗庸、张煦、郑天挺、容庚、冯淑兰、董作宾、李正奋等三十二人，尽皆一时之选。

1932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主持北大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经他提议，北大研究院文史部易名为北大文科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文研所”）。北大校长蒋梦麟把胡适与傅斯年，视为治校的两位高参。他说，“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那时，中研院史语所办公地在北平北海静心斋。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回到母校兼任教授，在文研所开课，科目有“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等。他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介绍中国及欧洲的史学观点、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讲授“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如地理与历史、古代部落与种姓、封建、东夷、考古学上之夏、周与西土、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战国之大统一思想、由部落至帝国、秦汉大统一之因素”等。傅斯年的汪洋恣肆，让北大学生大开眼界。他对北大的另一贡献是推荐了一批史语所的研究员到北大兼任教授。他怕影响所里工作，只允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董作宾、劳榦等几位。涉足北大，傅斯年暗藏心思：为史语所选才。时在北大读书的邓广铭回忆：“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学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此外还有何兹全、全汉升、逯钦立等。而今这都是些响当当的名字。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不久，长沙遭轰炸，学校再迁昆明，经傅斯年建议，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昆明复校，按西南联大的规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导师、研究生均各自负责。1939年5月，经傅斯年提议，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录取入学后由政府按月发给助学金。

所址设在史语所原租用的靛花巷3号一幢三层楼的宿舍。所长由傅斯年兼任，副所长是北大史学教授郑天挺。文研所设有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语言组导师有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魏建功等，文字组导师由唐兰担任，文学组导师有罗庸、杨振声等，哲学组导师有汤用彤，史学组导师有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乱世之中的读书种子闻讯如得佳音。只是战火阻隔，道路迢递，要来读书，也不容易。王明于1939年2月4日致函傅斯年：“闻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徙昆明，生以前考取之研究生资格，请求入所研究，可否？敬乞核示。”傅斯年很快回信应允。但王明6月12日再函傅斯年：“生本拟即日离桂，奈何忽患疟疾缠身未痊，俟病愈则俶装入滇。” 2

周法高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上大三时，卢沟桥事件爆发，他随校迁到重庆沙坪坝。大学毕业，报考北大文研所。那时大学四年级通常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他的论文利用了《经典释文》的部分材料，使用陈澧《切韵考》系联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写了一篇《经典释文反切考》。他将论文寄往昆明，取得考试资格，笔试过后，又在重庆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也很放得开。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据说周法高就是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傅斯年对他相当满意，最后对他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范畴，将来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几句话就铸定了一个未来的语言学家的模型。

语言学者周法高。

南开历史系学生杨志玖随校南迁，先在云南蒙自县读西南联大分校，1938年暑期毕业后到达昆明。据他回忆：

学校推荐我和同班同学余文豪（行迈）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籛到史语所。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三十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中间先生还召集我们座谈，询问我们学习情况并予指导。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元代回回初考稿》。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由先生任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劝我们报考。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