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第4/5页）
研究古文字学的李孝定也在板栗坳开始研究生学业，他跟随董作宾研究甲骨文。他回忆：
民国三十年的春天，我就到重庆拜见傅先生。傅先生听我说明来由之后，哈哈大笑曰：“此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也。”然后傅先生说：“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现在史语所搬到四川李庄，那儿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当时我选择了自修，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身份，到史语所借读。16
李孝定的学业受到师长们的关照。1941年，罗常培写道：“李君孝定今年春天才到李庄，他的研究范围是古文字学，彦堂教他先把甲骨文现有的材料编成一部字典，等完成后，再定论文题目。他能够跟着董先生看到外边罕见的材料，受到踏实谨严的训练，将来的成就应该很可观的。”17研究生毕业后，李孝定留史语所作助理研究员，在李庄栗峰山庄一个叫戏楼台的小院里，作董作宾（字彦堂）的学术助手。他回忆：
20世纪40年代李孝定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的戏楼台。
彦堂将自藏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借我，我将研治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作，以毛边纸录成笺条，尽行粘贴其上，天地图中，也朱墨灿然，批注殆满。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开始撰写《甲骨文字集释》，又一年而成书。这三年中，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我是跑龙套的，戏码就是这本《集释》，彦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轴，戏码是《殷历谱》。这可算学术界的一段小掌故。18
从学生到助理研究员，李孝定换了一种身份，也换了一种心情。他向史语所学术“集刊”投了一篇文稿，不久就被退回。他猛然悟道这是违背了傅所长“进所三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当初的心境，李孝定说：“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成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十五年。”然而经此“打击”，李孝定继续坐“冷板凳”，日后在甲骨研究领域终成大家，撰有《甲骨文字集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两部专著，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马学良师从李方桂，攻读语言学。他的前期学业是在田野中完成的。1940年，他随老师至云南路南调查，记录倮倮语。倮倮，也写作“罗罗”，即现代的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多，支脉复杂，有独特的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19
李方桂与马学良去的云南路南县尾则村不足百户，偏僻贫困，对外交流少，类似语言孤岛。李方桂选中尾则村调查，重点是倮倮语中的撒尼语。他们找到村里一位小学老师做发音人，采用随机的方法，实指现问。从身体的器官，室内的陈设，到门外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瓜果蔬菜、山川人物等，边问边用国际音标记音。当晚，把抄下来的卡片再请发音人重新核查一次。
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尾则村的住宅，是下边养牲口堆柴草上边住人的干栏式建筑。阁楼仅半人高，进出都要弯着腰。平时臭气弥漫，做饭时浓烟呛人。当地缺盐少菜，只有干胡豆和干辣椒就饭。快乐的天性总是勃发于原始蛮荒的环境。马学良发现，房东每晚都要把他那十六七岁的女儿撵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村外有一处共房，每天晚上青年男女都要到那里唱歌跳舞，调情欢闹，寻找配偶。共房是禁止外人的。于是老师李方桂托人，把他们偷偷领进去。藏在漆黑的角落里，他们欢喜莫名地听着篝火边男女歌手的对歌……路南一月，老师和弟子都瘦了十多斤。撒尼人的词汇总算完成了记录，还整理了语音系统。囿于时间和经费，却不能再记录语法系统。回到昆明后，马学良在李方桂的安排下，找了一个撒尼人中学生作讲述人，日积月累竟记录下四五十个故事。
1940年秋，马学良随着史语所转移李庄板栗坳。当时语言组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仅有李方桂和马学良、张琨师生三人。在李方桂的指导下，马学良继续整理倮区的语言调查，写成论文。他发现了元音松紧的特性，强调了其在倮语及藏缅语系的重要性。1941年6月，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在板栗坳考察马学良的学术水准，他写道：
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订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自从几个文化团体流亡到西南后，大家对研究藏汉系的语言感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却不想一个人包揽好些种语言，我们只想训练几个年轻的朋友各走一条路，然后汇总去作比较的研究。这几年来，除马君外，还有陈三苏女士治苗语，傅懋勣君治倮倮语和麽些语，张琨君治摆夷语和民家语，那庆兰君治仲家和水户语，葛毅卿君治苗傜语，高华年君治纳苏语和窝尼语，都有相当的成绩。20
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几经补充修改，终于完稿。这是语音学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倮倮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1949年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论文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原来的序言中，马学良对恩师李方桂充满感激，后来的版本中这几句话被完全删去了，或许是迫于情势。彼时，李方桂已远渡重洋，执教美国夏威夷大学。那时的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任继愈读北大文研所的导师是汤用彤，副导师是贺麟。他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盛于宋朝，但源自隋唐，且涉及佛教，需查考《大藏经》。当时昆明没有《大藏经》，只有史语所有一部，于是任继愈随史语所到了李庄。1941年7月4日，罗常培参加了任继愈的毕业答辩，他后来写道：
四日上午，约任君继愈来评订他的《理学探源》。他在论文节要里自述宗旨：“治哲学史首在辨其异同。同者何？心也，理也。异者何？象也，迹也。凡人同具此心则同具此理，语其真际东圣西圣若合符节。万民虽众，即是一人之心；百世虽久，即是当下之理。万象森然不碍其为一本，此即所谓同。理诚一矣，然其表诠之际，其语言文字之习惯， 当前所受之尘境，问题之结症，则各民族不尽同，各人亦异，故西洋印度各有其精彩面貌，则所谓象也，迹也，此其所以异也。”任君在汤锡予、贺自昭两位先生指导下， 两年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穷源竟委地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论文全稿虽然还没抄完，看过旨要和纲目也约略可以窥见一斑了。我和他谈完话觉得很满意，只对于全文结构上表示几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