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谷烦冤应夜哭 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

曾昭燏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孙女。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使用政策时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她因此成为最早钦定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典型化的过程，也是在改天换地的大时代中脱胎换骨的过程。何能脱胎，遑论换骨？她的血管里流淌着“原罪”，她与旧政权与台海那边都有太多的粘连，她留在大陆的亲友也不断有人罹难。尽管她选择了背叛阶级的革命，也获得一连串的桂冠。但政治的权杖并不因此就放过她，良心的拷打也使她人格分裂。唯有学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成为她人生最大的支撑。蔡元培评价过一种女性，“对于研究学问或改造社会有特别兴会，超乎性欲与狭义的爱情之上，那自可守独身主义，抛弃为妻为母的职责，而委身于学问、社会。”20世纪50年代曾流传着一段关于曾昭燏的佳话，一位苏联专家在来访时问：“曾小姐打算何时出嫁？”曾昭燏意味深长地回答道：“我早就嫁给了博物院。”

落叶欲解红尘泪，看似无情却有情。

1929年，曾昭燏考入中央大学外语系，二嫂俞大絪是这个系的教授，二哥曾昭抡在该校任化学系教授兼化工系主任。曾氏兄妹是湖南娄底双峰县曾国潢的曾孙辈，父亲曾广祚（1879—1931）与母亲陈氏（季瑛）育成昭承、昭抡、绍杰（昭拯）三个儿子和昭燏、昭懿、昭鏻、昭楣四个女儿。那时曾昭抡在南京傅厚岗购地建宅，1931年转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曾昭燏把母亲和昭鏻、昭楣两个妹妹接来南京，一同居住在曾昭抡的家宅中。据游寿说：“有一天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语系一年级，我叫她转到中文系，学文字学，再学一点文献、考古文物，这样前途较广阔。她在第二年转到中文系，以后我们共同构写了甲骨文前后编，用蝉翼笺影写，请胡小石先生题词。”1曾昭燏记下师生诗词唱和，其乐融融的情景：“师生平喜诵吴梦窗《点绛唇》‘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一词，用其韵至再至三，群弟子亦和之。余和曰：‘小阁飞空，一池碧映垂杨路；绛云深处，听尽潇潇雨。’”

青年时期的曾昭燏。

1935年3月，曾昭燏告别师友，自费去英国留学。尽管后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主编的《文史丛刊·小学研究》上还刊有她的论文《读契文举例》，但她的研究方向已开始从文字转向器物，从案头走向田野……

1937年年初，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应邀到欧洲讲学。他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组织了数次安阳发掘，赢得了国际声誉。他在英国受到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的热情追随，其中有吴金鼎与陪读夫人王介忱、夏鼐和曾昭燏。他们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祖国的师友十分敬慕。在伦敦期间，李济患骨节病住进医院，异国他乡多有不便，幸亏有王介忱与曾昭燏两位女性跑上跑下，悉心照料，经过二十余天的治疗才逐渐康复。夏鼐日记有载：1月23日“约了李先生，及吴君夫妇、向觉民、曾昭燏等，到北平楼聚餐”。1月26日“晚间赴曾君之约，为李先生洗尘。他们看戏去，自己不去”。1月30日“晚间赴吴君之约聚餐，李先生及曾女士皆在座，谈至10时半始散”。2月22日“下午至李先生处，曾君亦在，闲谈着考古学方面的事情，至傍晚始返”。3月21日“至皇家丘陵看李先生，他的骨节病仍没痊愈，……有一个小灶房，每天中午由吴太太来做，晚餐由曾女士来做。”4月1日“傍晚至李先生处，约他明天到大学学院参观博物馆，曾、俞二女士皆在座，坐到夜深12时许始散。他们所谈的，几可作《儒林外史》读。”2李济也关心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并动员他们日后回国到史语所或中博院工作。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此时，曾昭燏已得到中博院的津贴，并按照要求，前往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实习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现状。这多半出于李济的安排，意在培养未来的工作伙伴。数月前，李济考察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后，感叹“真是如入宝山！看了十天，尚未尽兴”，他印象最深的是，飞行器的陈列竟是从昆虫及飞鸟的飞行姿态开始的。由这些标本再看到各种现代的飞机及模型，“对于飞机的结构，好像自己已是解人了”。借助博物馆普及科学知识，推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他最大的心愿。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那天，突闻卢沟桥事变爆发，她“感觉沉闷愤激”。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她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1938年9月，曾昭燏舍弃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助教的优裕条件，离开英国，经德国到法国乘海轮回国，同船的还有费孝通、杨周翰等人。他们从香港经越南10月29日始抵昆明。11月，曾昭燏欲回湘迎接母亲，后在桂林，母女俩竟意外重逢。

1939年1月曾昭燏携母到达昆明。她来到城郊龙泉镇的中博院，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此时的中博院，可谓考古学的重镇。曾昭燏与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吴金鼎及夫人王介忱等，“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当时英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较高水平”。信心满满的李济拟订了一份西南考古计划：“过去十余年来，华北考古之结果，证明中华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吾人为欲了解全部中国文化之渊源起见，现拟按照下列计划，从事西南考古。

曾昭燏（中）1938年在德国柏林。

兹拟实地调查西南古迹，颁藉吾人所熟知之汉族遗物为线索，先求汉族遗迹之分布，再就地层先后，以推求汉化以前之他族文化，及汉化后所产出之特色……”3他派吴金鼎先去滇西摸底。吴金鼎11月中旬出发，经大理、邓川、洱源、鹤庆、丽江、滨川诸县，在大理境内发现了数处史前遗址。

1939年春，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三人组织发掘团，前往大理调查古迹。洱海之滨苍山脚下，他们就地招聘白族青壮年四十多人参加田野发掘， 自3月开工，一鼓作气完成马龙佛顶峰的发掘。“于此万里投荒，绝圣弃智，反易安详。”闲暇之时，曾昭燏写了几首小诗，兹录其《寄怀子淋约廉柏林》，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