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霁月 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第3/4页）

酒会上，胡适首先致辞，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与胡适的高调不同，接下来李济的讲话语调低沉：“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后来吴大猷和胡适的发言均认为李济的想法太过悲观，不免让人气馁。不久，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倒地身亡。

在场的近代史学者吕实强，在《忆胡适最后的一次讲话》中这样写道，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高高兴兴地走到麦克风前致辞”。接着，胡先生邀请讲话的“第一位是凌鸿勋先生”，“接着起来讲话的为李济先生”。他说，“……去年十一月间，胡先生接受外国人的邀请，发表了一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其中的内容，虽然有些小的地方和我的看法并不全然相同，但大致我都是赞成的。谁知却引起很大的讨论。”李济讲完，胡先生说，在台的院士就只请两位（指凌、李），国外的院士，一位是从三位物理学家中推定的吴健雄，另外一位则请刘大中。“吴健雄表示，在中午时他们已推定吴大猷，于是胡先生便请吴大猷先生”讲话。吴大猷讲完，继之，胡先生再请刘大中讲话，刘客气，只谢谢“中研院”送他的书刊。“于是胡先生再起来讲话。这一次，他的心情相当的激动，这主要应该是因为李济先生对于国内的科学发展，感到悲观，并且提到他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后，遭受许多人的批评和攻击。本来他的心情便相当低沉，只是因为开院士会议，尤其是吴大猷、袁家骝、吴健雄、刘大中等院士的到来，使他的心情为之一振。所以在酒会开始时致辞，能够平和愉快。但李济的讲话不免使他再陷入低沉”。“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现在想来，倘若胡适就此打住，不再讲下去，不让自己继续激动，或许后来的事也就不会发生。“先生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刹住，也许感到不适了”，胡适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回去了。先生还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向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出手来扶他，已来不及了……

1962年2月24日下午六时，胡适生前最后遗照。

胡适辞世后，蒋介石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看望了胡适夫人，劝她好好保重。27日，蒋介石又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是公开瞻仰死者遗容的一天，蒋介石前来吊唁。鲜花、挽联、祭幛、花圈、哭声和哀乐，整个台岛哀荣备至。

在悼念胡适的追悼会上，李济送的挽词只是三句小诗：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挽词的出处，是丁文江生前最喜欢的两句名言，傅斯年在纪念丁的文章里引述过，“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这三句话是从一本书里摘录下来的，英文是“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当年丁文江曾请教过胡适怎样翻译才好，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把这段话译成了如下白话韵文：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李济的挽联，既是对1936年去世的丁文江，1950年去世的傅斯年和新逝的胡适的共缅，也是一种自勉。古人谓“既念逝者，行自悼也”。

也许胡适最初的预感是正确的，那就是根本不能让李济讲话。于是，围绕胡适的死便有各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胡适的病情发作，是受了围剿的刺激，而李济就是参与围剿的一类人。也有更多的人指责李济不该在那种场合唱对台戏。11

李济为何要讲那些话，那些话是否冲犯了胡适？回答这些问题得研究李济在1962年2月24日前后的心态，也要追踪他的思想根源。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12这些观点深深地刺激着李济。1952年8月，他在为石璋如编著的《考古年表》作序时说：

中国学术界接受科学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讳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诉中国的科学家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地质总算有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与见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欧洲科学家的法门；中国秀才不但不会学，也学不会的。但是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13

1953年8月，李济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他首先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不努力而告诫他的话，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同时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旧教育的核心是从写八股到对对子。沉浸在巧妙工仗对联中的心灵，不易接受逻辑思维。使用由对联塑定其结构和性能的文字，对推进科学思想会产生许多不便；现代科学思想不迷信文字威灵，注重官觉与外部的实物接触，文字始终只是工具；今后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