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与核威胁（第3/4页）

凡新兴国家必有振兴军备整饬历史上边疆状态，印度虽表彰其和平处世宗旨，对兹项筹划从未放松。立国以来，已与巴基斯坦交战三次。1971年干预东巴基斯坦内乱，进而促使其独立为孟加拉国。1959年以武力占领葡属港口哥亚（Goa）。1960年间与尼泊尔发生争执，尼人谓其窝藏彼国反政府人士。对付锡金则先促成其承认为印度之保护国，1975年终并入印度为第二十二省。可是中国自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亦陆续用兵于四方。其原因可能不同，然印人亦至难接受其解说。

中国于1950年开始进兵西藏，印度抗议，中共斥其干预中国内政。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人纵之组织流亡政府，藏人奔印者十万。至今达兰莎拉（Dharmsala）接受外国援助，俨如藏人城市，喇嘛僧侣驰吉普车于街衢，为中印交恶一大主因。

1962年中印军事冲突发生于东部在印度之阿萨密（Assam）与西藏交界处，西部即在西藏新疆与喀什米尔毗连山区，两处以前均无人烟，亦均为两方争执之地。但西方媒体大部接受印度立场，谓人民解放军侵占印度领土。事后西方学者考证则又谓军事接触咎在尼赫鲁，他曾下令驱逐中国军队，不料印军大败。人民解放军除自确系印度国境之一部撤退并发还俘虏单方宣布停战外，迄无解决方案，而尼赫鲁亦不久含憾去世。

只在1990年间中印始重开谈判，1993年签订有关边境冲突条约，但印度已觉自尊心受损。况且中国不断声援巴基斯坦，是以两国关系始终冷漠。

此次印度试验原子弹爆炸五起，表面上打破亚洲腹地的平衡，但二十四年前印度即曾试爆。该国之有原子弹爆炸能力早在观察者预度中。（同样的，巴基斯坦也有此能力。）并且他们判断：原子弹爆炸有示威作用，一方面固然向中国及巴基斯坦表态，一方面也借此鼓舞印度人心。缘由为近年以来印度失去外交活跃之场面，经济方面又无突破，虽号称“世界最大之民主国家（以人口论）”，而实际意态低沉。新首相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代表最右之印度教党（Bharatiya Janata），借此增加他的声望。果然，民意测验赞成试爆的占绝大多数。并且这些观察家尚且指出：中国大陆已有核弹头四百枚，所以印度立即与中国核武装竞赛的公算不高。即瓦杰帕伊在试爆后接受《新闻周刊》的记者访问，也仍称印度愿和巴基斯坦及中国增进外交关系。

虽说如此，我们对这样的局面不能彻底安心。世界上的国际纠纷总是易结难松。很多保卫和平的工作可能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废诸一旦。印度三位政治家甘地，都因暴徒刺杀殒命。迄今西方还有不少人士以中国为假想敌或预想敌，在这种气氛之下，中国永久的牵涉于印巴两国的宗教冲突之中，不是适当的决策。

西藏问题不应当为中印两国关系之裂痕。西藏果真要独立，不能避免组织军队（不少的激进派尚且憧憬于“大西藏”之幻想。希望西藏包括青海之大部，川康之各一部），发行货币，则不可能为现在喇嘛体制所可承担。我们也想不出藏人既要现代化，如何可能避免中共在该自治区的改革与建设。这当中也包含着达赖喇嘛的暧昧游离，他的态度好像是说我不坚持独立，这是我哥哥的主张；我反对用暴力，但是我下面的人并不如此。所以中共也利用这种矛盾。一方面不希望达赖回藏引起藏人激动，一方面也仍希望达赖继续其和平奋斗，将问题变化。印度当局并非毫不知情。文化大革命期间，藏人奔印无从截止。今日时过境迁。最近几年来对达兰莎拉已渐冷淡，指望藏人检束，不愿得罪中国。（达赖的态度已有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批评。而达赖也在改变态度，承认中共已在转变。）

如果中印两方消释敌意，此等纠纷应不难解决。

此外中国人务须拒绝接受不断在与印度竞争互较长短的说法，两方的不同主要由于地缘政治。印度因“囊袋”地形，历史上无组织常备军长期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事例，如是缺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印度人尽量的放纵想象力，不论是宗教教义或文学，他们制造一套大系统，将一切兼容并包。凡逻辑不能到达之处则委之以来生再世。品物只有前后高低，没有好坏。但是从查支曼尼的体系看来，他们已将神学与经济浑然构成一体。即是尼赫鲁的不结盟方略，也仍是源于印度教一切兼容并包的传统。

从广义的宗教眼光看来，中国也是一个宗教性格浓厚的国家。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有在血缘关系中求永存的意义。既然将生活之目的与生命的意义都放在敬宗法祖的前提下，这也就是一种宗教思想。表面看来这与神秘主义无涉。但是生命的起源于宇宙的终结都不是人类知识所能掌握的事物。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数如是的虔诚崇拜，这样的信托，也就不期而然的沾上神秘主义的用意了。事实上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宗法社会互为表里，通过朝野上下，也左右着农村组织与农村经济。

印度的放纵想象力与中国的严守纪律接受仪礼都曾使两国文化发扬过一段灿烂光辉，也都在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之下不能立足。这一切经过不是任何人物任何朝代所设计制造，而是由环境及往事的要求长期演进而成。即是尼赫鲁自己也说过：“中国与印度都担当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样的发展与民族之优劣，个人之贤愚不肖无关，尤无互相竞争的态势。

在改造或调整而接受西方体制时中国所受内外压力远较印度所受为大。（吊诡的是印度已受英人统治，反而无救亡图存的情势紧迫。）所以推翻专制，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武力统一，八年抗战后紧接着又是四年内战，以至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岁无宁日。只有事后看来，方能看透当中的逻辑。从一个“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改造而为一个现代社会，影响到十几亿人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不是那么一件容易事。今日的读者可能不满于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可是大约同时间鲁迅、茅盾、巴金等所发表的文字也是同样的如火如荼。尤以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出，古籍里的“仁义道德”，细看全是“吃人”。这样的著作能在当日畅销，也只表示内外情势逼迫，全国知识青年已准备行动作天翻地覆之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