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与核威胁（第4/4页）

印度未走上这剧烈的道路，一方面固然由于反暴力和非暴力的传统，一方面也由于背景上缺乏如中国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的体制，足以作为革命的对象。英国可以用不合作的方式使之退转，苏联与美国可以与之周旋，既未在行动之中产生一种新的军事管制力量，那也就可以直接进入民主体制，让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了。只是有其利则有其害，如是和缓的改进，有时看来好像凡事保持原状（status quo）。乡村中原始分工合作的办法可能由城市中开设工厂而瓦解？基本的生产不能改进而能执行全国的计划经济？有些印度人已在质疑。但是这不是旁人可以越俎代庖可以解答的问题。

总之，针对世界局势的大转变各民族和国家的决策，显示着内外所受冲击，也反映着个别的历史背景，长期的追溯过去，则牵涉上天候与地理，中国与印度的表现不同，但不能让旁人指说，参与某方面的竞赛。在公元之前3世纪，孟子即告诫不要“好为人师”。蒋介石与尼赫鲁都已犯上了这样的错误，可为殷鉴。

写到这里（5月28日），内人格尔进来告诉我：电视快报，巴基斯坦也针对印度的挑战，作核试爆五起。这更应当促使中国置身于印巴宗教冲突之外。本来中巴的连横，一方面是防备莫斯科与新德里之合纵。现在苏联既已解体，是好是坏，印度与巴基斯坦又在核试爆之气氛中再度表现她们力量的平衡，北京更当心安理得无所偏袒，只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国际间紧张的关系放松，不再像第一次大战前的列强一样，纵使自己的国运决定于国土之外，并且以目前的形势加入与己无关之宗教冲突，进入核竞争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