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民国（第3/6页）

其不但称得上是中国当时的教育之父、北大之父，亦可称为北大当时学子之父也。

关于蔡元培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贡献，各种评价都不言过其实。却有以下两件事，值得赘议。

其一，反对确立什么孔教以及禁止在校园促推孔子崇拜，无疑符合教育总长正当职责；但“四书五经”，毕竟属于学生亦应有所了解的传统文化知识，也严禁讲学，不似其兼容并包的襟怀。

窃以为，其意气用事，或许主要缘于对袁世凯的反感吧？袁氏乃火中取栗，窃国民革命成果者，作为身心投入地参加国民革命的同盟会元老，对袁氏的蔑视当属情理中事。而袁氏一死，他任北大校长不久，便诚聘辜铭鸿、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以尊孔为己任的“旧派”人物入北大任教，讲授国学——这便又自行地矫了“过正”之“过”了。

其二，蔡元培一生光明垒落，坦荡无私，身后名清白无诟病，纵腹诽者亦不敢贸然成文字。迄今为止，仅留一个谜团，即——最后一次辞校长职的简短声明中，除言极疲惫，竟引一典是“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此典甚陌，知之者无多，坊间一时议论纷纷，不知“马”喻何人，“道旁儿”辈又指谁等——此惑一朝有解，对于研究他当际心境，必大有帮助耳。

与大学教育景象相对应，陶行知尽毕生精力于乡村小学教育的实践，亦值得今人心怀大的敬意。其所面对之生源，绝非乡绅富户子弟，大抵清贫人家少年，甚至收纳流浪儿童。这使他的办学，具有了显明的慈善色彩。

教育是强国的根本，小学是教育的基础——他的教育理念，完全符合教育的体系规律，也是对梁启超“少年强则国强”之思想的行动化。

在到处兵荒马乱，农事难为，民不聊生的岁月，他的努力谈何容易，每为经费所愁忉。尽管他和学生们开荒种地，自足菜薯，仍经常共同挨饿。好在学生虽然多为少年，但出身贫苦，对农事并不外行，能给予他坚守的欣慰。间或有捐助接济，然非定项支持，时有时无。

较之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陶行知的坚守可谓筚路蓝缕，躬奋行之；然其属于越挫越奋人也。比蔡元培省心的是，他的学生因年龄稍小，不会卷入学潮；不如蔡元培洒脱的是，孑民先生动辄辞职，十年间辞职七次之多，且次次是被恭请才归的。陶行知是自己在办学，若辞职，他的学生们也就不再是学生了，甚或又成了流浪儿。

故只有坚守。英年早逝，实因多年操劳所致。

陶行知——他可以说是一位被中国近现代乡村民办小学累死的人；一位甘愿以一己之努力，为中国草根阶级的孩子们在知识化的坎坷路上提灯照明的教育殉道者。

吾国吾民，实不应仅仰蔡元培，仅知梁启超那句“少年强则国强”的名言，却淡忘了陶行知其人。果而如此，负国义民义也。

黄炎培曾经蔡元培介绍加入过同盟会。蔡元培于清末辞官办学时，黄炎培也曾求学其名下，故二人有师生谊，亦师亦友关系。黄炎培得以考中清朝最后一批举人，显然受益于恩师的国学功底。而他后来一度致力于兴办中等“技能学校”，也显然是为了推行恩师“技能教育”的主张。

黄炎培运气好于陶行知，他回家乡办学时，受到一位石匠出身的富户的鼎力相助。对方的发达过程，类似现在农民出身的包工头的发家史。黄一公布消息，对方立即奉上了九万多银圆，那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并且，对方还命自己的儿子成为“技能学校”的第一届学生。自然，黄的两个儿子，也为其父起带头作用。那由石匠而成了富人的人死前，将家产整合，除了留一小部分供后人度日，竟凑齐二十万两白银捐给黄炎培，以作办学固定基金——可谓厚资，保证了黄炎培的办学事业较为顺遂。

细析之，不论办私学公学，办学人的知识出身，实为要点之一，办“新学”也不例外。甚或正因为办“新学”，尤其重要。虽然“旧学”模式已江河日下，旧“学位”的含金量，还是被坊间民间所极看重的。进士出身的前清翰林且任过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为弟子黄炎培出任校董，且黄本人亦是往后不可再生的举人，这些非同一般的前提，不是任何办私学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

蔡元培之于黄炎培，恩师之扶持影响力的确在焉。

与资助黄炎培办学的“义石匠”相比，南洋华商富贾陈嘉庚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慷慨资助，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爱国华侨楷模与领袖。1913年1月，清廷逊位的第二年，他便全资在家乡办起了小学。之后，接连办成了幼稚园、中学、师范、水产及航海专科学校，并为各学校设立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美术馆、音乐馆、礼堂、医院、银行等，形成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院校村，也可以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教育基地。

清廷最后一位学部侍郎严修及最后一位状元张謇，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进程中的作用，也都举足轻重，南北互映，世人公认，史不能阉。众所周知，张同时又是当时举措风生水起的实业家，而严为南开大学创史人张伯苓的知遇贵人。借力于民族资本主义笋芽迅长，青竹勃生的优势，中国近现代教育之图景轮廓渐明。“一时多少豪杰”六字，用以形容彼时局面，不算枉论。“豪杰”者，不仅指达人名士，当然包括百千万孜孜办学的无名而有迹的人。若谁遍觅从前的县志、乡志，定可惊讶地发现，几乎县县必有那样的人，半数以上的乡存在过他们办的私学。许多人正是“新学”毕业的学子，办学既是个人谋生方式，客观上也繁荣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只要是一所有规模的学校，便有权自编教材，自立章程，自定检验教学质量的标准。

第三，新文化运动，也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报章和书籍内容通俗易懂了，识字且关注国家之事的人多了，报刊的受众自然多了。仅当年的北大学子，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与同窗们编的一份学刊，经年便发行到一万余份。此事亦足见蔡元培身为校长的爱才眼光，他热忱支持，拨发可观经费以促其成。

报业尤其兴旺的上海，当年某条街上，即有报馆多家，牌匾接目呈现。一方面解决了文科学子的就业问题，一方面使舆论监督有了可以形成合力的新闻与评论平台。“使乱臣贼子惧”——孔子修《春秋》的初衷，在后来的当时，几成中国气候。并且，由而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职业记者与报业家。连瞿秋白任中共领导人前，也曾以记者闻名。其他报刊与出版业重量级人物，有历史常识的人皆知晓，举不胜举，略过可矣，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