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第2/7页)

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表面上不那么剧烈,在实际中却更为深远。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与官方社会并存的资产阶级新集团,这些集团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为官方社会所吸收,只好接纳了其顶层的少数人。但这个新集团是如此的具有自信和活力,他们并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们所提的条件基础上。在1820年的英国,我们尚难在国会大厦和海德公园附近,发现众多殷实富商的身影。在国会大厦里,贵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着尚未改革的议会;而海德公园内,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礼仪的上流仕女们,如哈丽叶·威尔逊(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绝装扮成残花败柳的女人时也显得很不正经)。她们乘坐四轮敞篷马车,身旁簇拥着打扮入时的倾慕者,他们来自军队、外交使团和贵族阶层,其中也有不属于资产阶级的“铁公爵”威灵顿(Wellington)。18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于企业家,其人数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会中。事实上,以老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为首的第一代棉纺业百万富翁们,可说是相当坚定的托利党人,只不过较为温和稳健而已。老皮尔的儿子还正在接受日后成为首相的训练。然而,在北方布满雨云的天空下,工业化使实业家的实力成倍增大。曼彻斯特不再肯向伦敦屈服让步。在“曼彻斯特今日所思,就是伦敦明日所想”这一战斗口号下,曼彻斯特准备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首都伦敦。

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新贵,是一支可畏的大军,而当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不是填补上层和下层阶级空隙的“中等阶层”时,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可以抱怨说:社会评论家“在他们那个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工的三角关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们似乎领悟到,社会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区分成这三个阶级”。[6] 他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阶级,更是一支战斗的阶级大军。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贵族社会,而与“劳动贫民”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贫民一定会追随自己的领导)[3] ;后来,他们既反对无产者也反对地主,这在反《谷物法》同盟这个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们并非不愿夸耀这种事实。他们富有,而且在那个年代变得更为富裕。他们先是充满极为强烈和强悍有力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因为他们属于这种人:其亲身经历已向他们表明,天命、科学和历史已经会聚在一起,准备将世界完全交给他们。

白手起家而且颂扬资本主义的报界人士兼出版家——《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1774—1848)的贝恩斯(Edward Baines)、《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1791—1844)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 ,1792—1857)的普伦蒂斯(Archibald Prentice),以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们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几个简单的教条式命题,并借此赋予中产阶级知识上的确切性。而除了易动情感的卫理公会(Methodist)教派外,清教异端中的独立派、唯一神派、浸礼会和教友派,则赋予他们精神上的确切性,以及对无用贵族的轻蔑。一位不为恐惧、愤怒甚或怜悯所打动的雇主,告诉他的工人说:

上帝确立的公正公平法则,人类无权侵犯。若有人胆大妄为欲加阻挠,或迟或早,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当主人们放肆联手,以其联合力量更有效地压迫仆人时,他们就是以此行为侮辱上帝,上帝的诅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敲诈只应属于主人的那份利润时,他们也同样破坏了这条公平法则。[7]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过去的秩序。宇宙只有唯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则是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所有的机器使用者。

不管是持18世纪不可知论的偏激知识分子,或是为中产阶级代言的自学成才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应当掩饰下列事实: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只顾忙于赚钱,以致无暇关心一切与赚钱无涉的事。他们赞赏他们的知识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样,在他们还没成为特别成功的实业家时便是如此,只要这些知识分子能回避掉不讲究实际和过于深奥的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讲究实际的人,这使他们怀疑一切超出经验太远的事情。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们提议自己的科学方法,但却徒劳无功。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是工业设计、技术教育和交通运输合理化的先驱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难以估量的帮助下,为中产阶级竖立起最光辉的纪念碑: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由于爱好官僚政治和爱管闲事,他被迫退出公众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干涉那样,在无法直接帮助他们获取利润时,就为他们所痛恨。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煤矿技师,是他把旧式马车的轨距转用到铁路之上——他从未考虑过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象力、老练精干且大胆的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迈尔斯所创建的工程师万神殿中,并没有布鲁内尔的纪念碑,责难的话倒有一句:“以求实谋利的结果来衡量,像斯蒂芬森这类人物,无疑是更可信赖的模仿对象。”[8] 为了培训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工业技工,哲学派的激进分子,尽其努力地建立了一个“技工讲习所”网络。在这些讲习所中,技工们一定得聆听那些与其目的无关的言论,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灾难性错误。到了1848年,大多数讲习所都行将倒闭,因为大家不认为这种技术教育可以教给英国人(以区别于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任何有用的知识。有一些聪明、有实践头脑,甚至是有教养的制造业财主,一窝蜂地参加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种社团。但是,若认为该协会代表了该阶级的规范准则,那就错了。

这样的一代人,成长于1805年特拉法加之战到1851年世界博览会之间的岁月。他们的前辈,由于成长于有教养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异端牧师的社会组织中,成长于辉格党世纪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气。陶业大王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是皇家学会和古董学会的会员,是博尔顿、他的合伙人瓦特,以及化学家兼革命者普里斯特利共同组成的“新月学会”成员(他的儿子托马斯做过摄影术实验,发表过科学论文,资助过诗人柯勒律治)。这位18世纪的制造业大亨,很自然地依照乔治时代建筑师的设计去建造他的工厂。这一代人的后继者,如果不是更有教养,便是更为奢侈挥霍,因为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拥有足够的金钱,随意花在仿造豪华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风格或古典风格的小教堂。但是,在乔治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代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黑暗时代来临了。它们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有了令人难忘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