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第3/7页）

虔诚的清教主义，支配着这个凄凉荒芜的时代：刻板严厉、自以为是、愚钝无知、对伦理道德的沉迷，已到了只有伪君子才配称为其伙伴的地步。如扬（G. M. Young）所说，“美德正以一道宽广的无敌战线，向前推进”，将不贞洁者、弱者、有罪者（即那些既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控制住情感和财政开支的人）踩在泥中，他们只配享有这种境遇，至多也只能企盼得到居上位者的慈悲施舍。在这样的观念中，蕴含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如果小企业家要想变成大企业家，就不得不将大部分利润用作再投资。在最严厉的劳动纪律之下，新的无产大众被迫屈从于工业的劳动节奏，或者，如果他们拒不接受，就只有等死。即使是在今日，目睹那一代人创造出的景色，仍令人心头为之战栗：[9]

在科克镇，你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严厉的劳动景象。如果某个教派的成员在那里建起一座小教堂——已有18个教派成员这么做了——他们也会把它变成一座红砖式的虔敬货栈，有时（但这只是在精心装饰的例子中），在鸟笼般的房顶尖还保有一口钟。镇上所有的公共铭文，都是漆成黑白两色的严峻字体。监狱可能就是医院，医院也许就是监狱；市政厅可能是监狱，也可能是医院，或两者兼是，或者是与建造它们的宏伟用意相反的任何东西。现实、现实、现实，这个城镇的一切物质层面都是以现实为依归；现实、现实、现实，一切非物质层面也都是以现实为依归。……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卧病其中的医院与墓地之间的现实，而你无法以数字表达的东西，或无法表明在最廉价的市场上可买到的东西，以及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可售出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并且永远不应当存在。世界无穷无尽，阿门！[4]

这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信仰悲歌。福音派教徒、清教徒，以及18世纪不可知论的“哲学激进分子”，他们都信仰功利主义，这些激进分子还将功利主义以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信仰在铁路、桥梁和货栈中，产生了它自己的实用美，也在一排排烟熏火烤、一列列灰黑红色的小房屋中，发展出它独有的那种浪漫恐怖，而工厂堡垒就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些小房屋。新兴资产阶级居住在小屋外围（如果积聚起足够钱财搬迁），他们发号施令，推行道德教育，捐助传教士在海外黑人异教徒中的传教活动。男人们将金钱人格化，因为金钱证实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权利；女人们——由于丈夫的金钱甚至剥夺了她们实际操持家务的满足——则将这个阶级的道德也人格化了，这些道德就是：愚蠢（“做个甜美的女人，谁想更聪明就让她去吧”）、没学问、不求实际、理论上不谈性欲、没有资产、受人保护。她们是这个节俭自助时代唯一的奢侈品。

这个阶级最极端的榜样，就是英国的制造业者。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还有一些较小的同类集团：法国北方或加泰罗尼亚纺织业地区的天主教徒、阿尔萨斯地区的加尔文教徒、莱茵地区的路德宗虔信派教徒，以及遍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教徒。他们的强硬与英国制造业者极为相似，因为他们也相当大程度地脱离了更陈旧的城市生活和家长统治传统。福谢（Léon Faucher）尽管持有教条主义式的自由信仰，也被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景象所震惊。对此，欧洲大陆上的观察者就不震惊吗？[10] 但是，他们与英国人一样都深具信心，这种信心来自稳定增加的富裕［1830—1856年间，里尔当塞特（Dansette）家族的嫁妆，从1.5万法郎增至5万法郎[11] ］，来自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绝对信念，来自对非经济活动的拒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里尔的纺织王朝仍一直维持着对军旅生涯的完全轻蔑。米卢斯的陶尔菲斯（Dollfus）家族之所以劝年轻的恩格斯不要念著名的工艺学院，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引导他走上军旅生涯，而不是实业生涯。贵族制度及其血统家系，起初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极度诱惑，犹如拿破仑的元帅们那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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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双元革命的决定性成就，就是它们打开了有才之士的进身之路，或者至少说是向精力、精明、勤奋以及贪婪，打开了进身之路。并不是说所有的进身之路都已敞开，也不代表它们全都能通往社会阶级的顶端，或许在美国是例外。然而，这些机遇是多么非凡！昔日静止不变的等级意识，已经彻底地远离19世纪！汉诺威王国的谢勒（Kabinettsrat von Schele），曾拒绝一位贫寒的年轻律师申请一个政府职位，其理由是这位年轻律师的父亲是一名订书匠，他理当继承父业。而今，这个理由显得既不充分又极荒唐。[12] 然而谢勒所做的，只不过是奉行稳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时，一位订书匠的儿子的确只有子承父业一途。现在，他却不再非这么做不可。在他面前敞开了四条成功之路：实业、教育（并可借此转向政府公职、政治以及自由职业三个目标）、艺术以及战争。战争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很重要的，但在随后数代人的长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条道路是新近才出现，因为此时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奖赏，鼓励那些能令大众欢娱或感动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这点。这种地位的上升，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最终产生了相互关联的景象：封为骑士的男演员和娶合唱队女孩为妻的贵族。甚至在后拿破仑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富有特色的现象：被当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莺”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尔丝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为神明的音乐艺术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

实业和教育都不属于向所有人开放的坦途，即使是在那些充分摆脱了传统习俗和束缚的人们当中，也是如此。这些人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将为他们容纳，也知道在一个个人奋斗的社会中如何活动经营，或者承认“自我完善”是值得的。想走上这两条路的旅行者必须交付通行费：没有一些起码的资财，无论限额多么小，便很难在成功之路上起步。这种通行费对想踏上教育之路的人来说，无疑要比进入实业之路更高，因为即使是在建立了公共教育体系的国家中，初等教育一般仍受到忽视，而且，即使在有初等教育存在的地方，出于政治原因，也仅限于教授最低程度的识字、算术和道德服从。不过，非常矛盾的是，乍看起来，教育之路似乎要比实业之路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