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关于写作（第2/4页）

我觉得，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散文一直在进行试错的努力：不让写长偏写长，不让虚构偏虚构。其实创作上难有什么算是真正的错，枯枝败叶也能让植物得以繁茂。散文的试错者，是不断试图逾越警戒线的冒险之徒，即使今天，他们被保守的批评家宣判为非法，也依然获得了越界带来的自由。

随着象征性的解放到来，新的问题出现。原来我们的突围有着具体路标，正是那些禁区标志。哪里不让通行，我们就试图从那里强行闯入。当散文作为笼鸟的时候，突围只有一个方向：外面。等被囚禁的鸟破笼而出，又该往哪儿飞呢？随着障碍被清除，领域被拓展，原来在局促之中形成的物理意义的团结，反而因为这种开阔得以瓦解。禁城之门被打开，队伍没有集合起来迁徙，而是在旷野中渐渐走散。

新散文、原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热衷命名的时期似乎过去了。事实上内部的分野始终就是存在的，既强烈又隐蔽，即使外表趋同，彼此之间也近于种属之别，有如鲨鱼和鲸鱼。艺术风格本来就难以被统一归纳，等从动物园进了丛林，自然成了游神散仙或游兵散勇，各自逍遥。

当初有针对性的破坏，如今变成丧失目标的追踪，我们大概只能凭借头脑里的磁极，凭借没有什么道理的天然直感，无论错误与否，继续盲目探索。从我个人创作来说，比较艰难。构思时，我心怀游刃有余的错觉；一下笔，是捉襟见肘的尴尬。我发现，即使没有外在的禁令，我自身的写作习惯也成为了新的铁律，更为僵化和难以突破。我必须尝试打破写作习惯里那些自以为是的“正确”，持续去“试错”——《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色皇后说：“你必须全力奔跑，才能待在同样的地方。”

散文是否拥有辽阔到沉重的自由？但愿自由，是背负的翅膀，看似增加，其实却减轻我们的体重，以便离开把脚踝拴在地上的那种引力。

3　盲目的自信

健康的人是自信的，他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安；而患病者的特征，是他格外意识到某样器官的存在……疼得全身好像只剩下牙，或者胃。当我们强调某件事物，可能因为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也可能，正因它隐隐地出了问题。“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文学如何增强文化自信？” 这样重要的问题，可能既反映了它的重要，也反映了它的问题。毋庸讳言，当代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比例实在算不上巨大，这是我们不情愿的难堪事实。

手段可以变化万千，但衡量文学的标准，还是需要遵行通约的法则。当我们的文学相对弱势，是不是发明另外一套评价体系就能重塑自信？中国足球不理想，是不是重建游戏规则，就能改变心理上的尴尬。比如体能不好，我们就规定中国足球可以只踢半场？可以上场25个人？禁区里可以用手辅助？或者越位进球有效？显然不行，所谓保持主体性，所谓文化自信，必须是在世界格局的前提下，并非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无论是色厉内荏，还是掩耳盗铃，体现的都不是自信，而是虚弱。我们当然需要从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里获取资源和营养，但它一定不是固步自封的禁地，尤其是在“天涯若比邻”的今天语境里。

曼德尔施塔姆，白银时代的代表诗人。北岛、黄灿然、王家新等中国最为重要的当代诗人，都译过他的作品。让人惊讶的是，一方面，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闪烁不可复制的宝石之光，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如此禁得起翻译而不流失它的力量，就像最为珍贵也最为朴素的麦粒，可以被碾压，被磨碎，被咀嚼，它进入并成为面包里的细小纤维。曼德尔施塔姆的大量诗歌中都出现地名：彼得堡。莫斯科。罗马。耶路撒冷。希腊。他生于波兰，从小跟随去过芬兰以及波罗的海的几个国家，后来又在法国和德国学习文学和哲学。他精通和掌握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外语。曼德尔施塔姆的写作背景辽阔，他的血管里不仅流淌伏尔加河与塞纳河的水声，也汇聚了波罗的海与地中海的咸度。难怪当有人在集会上问曼德尔施塔姆什么是阿克梅派，他如此定义：“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

中国的文化传统当然重要，但不必立了一尊神，从此就罢黜百家；不必只认一座灯塔，否则我们无法远行，难以停靠其他的海岸，容易葬身汪洋。有时候，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想象为一笔封闭的宝藏，现在只是发现了矿脉，一旦得到有效开采，我们立即就能富可敌国、傲视群雄。跟南帆聊天的时候，他曾提到，传统似乎成为了一个混沌的概念，到底是指唐朝的还是清朝的？这更使我陷入思考的迷惑，魏晋明清差距如此之大，如果传统覆盖到如此辽阔的程度，它与“世界”的本质差异在哪儿？包容比拒绝更有力量，文化上亦如此，兼容并蓄比闭关锁国更体现自信。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那时候的作家深受欧美或拉美文学的影响，他们的态度诚挚、谦卑、纯粹、敬畏，创造出许多当代文学上非常重要的作品；后来有些写作初学者，急功近利，只读中国文学期刊，希望尽快找到自己发表作品的捷径，可是效果如何？我们照着虎，能画出虎或者画出猫；若是照着猫画，恐怕很难画出虎的威仪。美术上什么立体画派、野兽画派也好，大师们都是把素描功底做得扎实，才能变形。许多写作者是素描功夫堪忧，急于创新，出来的东西，什么也不是。许多名家也好，获奖作品也好，难以给读者文学享乐，读起来堪比财务报表的乏味。

我偏执而盲目地认为，中国文学没有带来足够的自信，部分原因，恰恰因为中国作家抱有偏执而盲目的自信。写作者容易在占据文化资源的心理优势下，觉得自己不言自明地具有引领他人的本事。这种在不尊重他人前提下建立的自信，会让我们丧失自省。在十九世纪，手工肥皂开始在家庭和宾馆中普及。以前，病人死于医生未灭菌的双手和手术刀的概率，跟死于医生所努力治疗的疾病一样大。作家也要注意，不要使用这样带菌的手去解剖社会，这样的手同样是不能解剖自己的。不仅是不负责任，还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如果文学没有把写作者教育得懂得尊重，懂得自我批判，遑论我们能够以此为工具教育和引导他人。难道知识，只是教会了我们技术化地自恋或炫耀，教会我们授予自己道德上的豁免权吗？我们文学的教育和引导功能是什么？无畏孤独，信任奇迹，满怀好奇地去认识世界和自己，深入黑暗中去理解，也不在名利的强光里造成瞬盲。文学的好，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领略万物之妙、更宽广地拓展自己，所谓“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我们把这种好推荐给他人，不是自己冒充神医去推销补品，而是作为运动的受益者，号召别人也以运动以产生自身的化学酶来维持肌体的健康。